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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核電是一種安全、清潔和高效的能源。與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能源等新能源相比，核能的優勢主要體現在提供長期、穩定的能源供應的同時，極少排放二氧化碳溫室氣體，不產生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氣體以及粉塵。故而核能因其獨特的優勢，成為目前我國保障能源供應安全、調整電力結構最具現實意義的替代能源。

      根據黨中央“積極推進核電建設”的方針，國務院于2007年10月首次正式頒布了我國《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以下簡稱《規劃》）。《規劃》提出：爭取到2020年，投運核電裝機容量從目前的906.8萬千瓦達到4000萬千瓦，15年翻兩番。同時還將有在建核電容量1800萬千瓦左右。目前我國大陸已投運核電機組12臺，裝機容量已突破1000萬千瓦。國家能源局已核準了12個核電項目，３４臺機組，總裝機容量３６９２萬千瓦，其中已開工建設25臺，其余的也會在2020年以前完工。此外還有近20臺機組獲準開展前期工作。在全世界在建的近60臺核電機組中，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在建核電規模最大的國家。

      《規劃》頒布以來，在全國掀起了一股核電建設熱潮。我國裝備制造產業連續三年三級跳，2008年已躍居世界第一大國（從產值算），更助推了近兩年來業界內外有關于調整《規劃》目標的討論。筆者始終認為，制定時間跨度長達15年的中長期規劃，是一件十分嚴肅、審慎的大事。制定核電發展規劃的目的和科學依據，已在《規劃》中講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根據保障能源供應安全，優化電源結構的需要，統籌考慮我國技術力量、建設周期、設備制造與自主化、核燃料供應等條件”制定規劃。即便確實需要調整，也應該針對具體變化了的國情進行冷靜理性的分析后，再制定出新的核電發展目標。以下就從設備國產化、天然鈾資源和核電廠專業人才隊伍三個方面探討一下我國核電的合理可行的發展。

2 飛速擴張的核電設備產能更加需要技術創新的支撐

      《規劃》頒布之時，對我國核電設備制造能力的評估是：“基本具備國內加工、制造百萬千瓦級壓水堆核電機組的大部分核島設備和常規島主設備的條件”。《規劃》要求：“‘十一五’期間要形成不低于每年200萬千瓦的核電成套設備生產能力，2010年以后形成每年400萬千瓦的生產能力”。

      《規劃》的頒布對于正發愁快要找飯吃的機電行業如同久旱逢甘霖，再加上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巨資投入，生產規模急劇擴張。根據權威的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總工程師隋永濱接受記者采訪說，以哈電、上電和東電三大集團為主的核電設備制造總產能現在已遠遠超過《規劃》2020年的期望值，2011年就將達到10-12套百萬千瓦核電機組設備的產能。可以預計，2020年的產能將更為可觀。盡管由于尚未在建設項目中普及使用，生產質量和工藝的穩定還需要有一短時間，還需要用戶的經驗反饋，未來的市場到底有多大也難以預測，但這利好消息已足以產生讓人無限遐想的空間。筆者認為，產能的飛速增長當然很好，但更值得重視的是那占總量約為20%的國內還不能生產的關鍵設備、部件和材料等。它們全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成為我國核電發展的限速因素或稱“瓶頸”。常被稱為反應堆“心臟”的主泵即為一例。目前我國國內尚不能自主設計，所有的主泵全部靠外購。裝備自主化、國產化跟不上，設備就得拿到國外去做。有時受國際上外交關系的制約，關鍵時刻想買也買不來。即使能賣給你，價錢就得聽人家要了，還要受其供貨能力的限制。我國的核電發展主動權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抓不住發展機遇。

3 鈾資源供應能力

      鈾資源的供應安全，對于我國大力發展核電，保障國民經濟快速、穩定、健康發展，維護國防和國家經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必須進行足夠的鈾戰略儲備。礦產資源是不可再生的。我們不僅要考慮當前，還要考慮子孫后代的利用；不僅要考慮正常情況下的經濟資源供應，還要考慮戰爭或國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脅條件下的戰略資源的供應。

      全世界投運的430多座核電反應堆，運行一年需消耗約65500 噸天然鈾。而2008年全世界鈾礦山一共供應了43760噸天然鈾。來自世界核學會的統計， 2009年美、法、日、俄、韓和德6個國家核電廠耗鈾總計達48203噸鈾。這就是說， 2008年全球鈾礦山的總產量還不夠這6國之用。鈾礦開采僅提供了全球近70%的核電燃料需求。剩余的核燃料需由各國的天然鈾庫存，以及從核武器彈頭上拆卸下來的高濃鈾稀釋后用于核電。但俄美之間的這種交易將于2013年終止。資料表明，全球鈾礦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幾個國家和地區。西方核電國家在其核電發展初期就想方設法控制住了大部分鈾礦資源。

      據國家商務部網站 2007年6月18日引用資源網一篇論述開發海外鈾資源戰略的文章說，核電裝機容量4000萬千瓦時，每年將需要天然鈾7000噸。如果核發電能力提高到2億千瓦,每年將需要天然鈾35000噸。該值與兩院院士、核燃料專家們的估算值基本相符。那就是說，《規劃》實現后的2025年，我國僅核電每年就需要天然鈾1萬噸出頭，全壽期總共需要天然鈾逾60萬噸。對于我國國內鈾資源的儲藏量，國內存在幾乎相左的不同看法，差距很大。媒體曾報道國家能源局領導說，我國將來88%的鈾資源要靠進口。筆者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從能源保障應保守偏安全的角度，對國內鈾資源寧可保守低估一些為好。作為一種戰略物資，鈾礦產品在許多國家受到嚴格的出口管制。獲取國外鈾礦資源的途徑可能在一些國家會受到限制。對于像鈾礦這樣的戰略資源，你即使有錢，人家也不一定肯賣。尤其是建成一大批核電廠后，一旦發生供應中斷，將對國家能源供應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4 核電技術力量現狀分析

      我國核電的大發展需要大量與核電有關的專業人才。由于我國核電起步晚、規模小，凸顯出現有專業人才不足，稀釋現象十分嚴重，特別是設計、工程建設、運營管理等各方面的有實際經驗的人才奇缺。例如，一臺核電機組的安裝過程中大約需要300名焊工。焊工的勞動強度大，勞動成本及其管理成本相應也較高，培訓一個焊工取得一項焊接資格，就需要約2萬元培訓費。所以有資質的焊工成了搶手貨。業內人士最為擔心投運核電廠的運行安全，這是核電人才稀釋最為嚴重之處。統計數據顯示，核電廠運行事件中75％左右屬人因事件。國家核安全監管機構對核電廠反應堆操縱人員申領執照有十分嚴格的要求，不可能從大學畢業生一蹴而就。一座核電廠能否安全經濟地運行，不僅取決于設計、建造質量，更重要的是建成后的運行管理、操作人員的運行素質與水平。這是核電業主在電廠壽期內不可須臾忽視的安全文化建設。國際核電界廣泛流傳著一句話：“An accident in anywhere is the accident in everywhere.”意思是“一處出事故，到處都遭殃”。安全第一、安全一票否決的意識不僅要在核電業主、核安全監管機構，而且要在政府主管部門領導的腦海中深深扎根，警鐘長鳴。

5、兩種不同的決策思路

      關于最受人們關注的我國核電的發展規模及其在總電力裝機中的份額，筆者認為，應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對上述幾個影響核電發展的重要因素進行全面、客觀、科學的分析研究后，再確定核電裝機容量的發展規模。那么這個規模應該多少為宜，可以套用一句話：“合理可行盡量高”。實際上它與核行業處理人員與環境受輻照問題時“合理可行盡量低”的原則在思路上完全一致，即要合理可行，從而使中國核電按照胡錦濤總書記的要求，實現又好又快，安全發展。這是一種正確的決策思路。至于核電占電力總裝機的比例無足輕重，有多高就算多高。今年9月，中廣核集團一臺新百萬千瓦機組投運，我國核電裝機超過1千萬千瓦，有關方面宣布我國核電裝機位居世界第9。對前面的11臺核電機組容量已達906.8萬千瓦，則稱我國核電裝機比例世界倒數第一。諸君可見，這比例有什么實際價值？

      另一種算法是，先拍出一個“好看”的比例，再去用預期總裝機容量來反推出設想的核電裝機容量目標。理由倒也挺冠冕堂皇，諸如什么在30多個有核電國家里排名靠后丟份之類。實際上，百分之四、五的比例只能與印度爭倒數第三名，而核電裝機容量早進前三了。我國人均GDP世界排名100名開外，可這次金融危機中誰敢小瞧中國的經濟實力？關鍵不僅在于核電裝機數量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有真正能出口的自主核電機型。這樣才能被稱為核電強國。

      “先定裝機，后定比例”與“先定比例，后定裝機”，似乎是順序的調換，實質上反映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建國后的歷史教訓足夠深刻地證明：科學發展是硬道理，硬發展不是道理。時代不同了，那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唯心主義思維方式早該扔到歷史垃圾堆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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