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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祿慶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能源的需求與日俱增。目前我國消耗的一次能源近70％來自燃煤。不僅煤炭的儲量有限，燃燒過程中會釋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氣體以及大量的粉塵，造成氣候變暖和酸雨現象的加劇，對生活環境帶來巨大威脅。與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能源等新能源相比，核能的優勢主要在于提供長期、穩定的能源供應的同時，極少排放二氧化碳溫室氣體，不產生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氣體以及粉塵。故而核能因其獨特的優勢，成為目前我國保障能源供應安全、調整電力結構最具現實意義的替代能源。

      根據中央“積極推進核電建設”的方針，國家發改委于2007年10月首次正式頒布了我國《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以下簡稱《規劃》），爭取到2020年，投運核電裝機容量從目前的906.8萬千瓦達到4000萬千瓦，15年翻兩番。同時還將有在建核電容量1800萬千瓦左右。截止到2008年底，我國有12臺機組在建。今年還將有包括浙江三門世界首臺AP1000機組在內的一批核電機組開工建設。

     制定時間跨度長達15年的中長期規劃，是一件十分嚴肅、審慎的大事?！兑巹潯穭倓傤C布一年半，還沒有一臺《規劃》安排的新建機組投運發電，就引出了調整發展目標的議論。

     制定核電發展規劃的目的和科學依據，在《規劃》中講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根據保障能源供應安全，優化電源結構的需要，統籌考慮我國技術力量、建設周期、設備制造與自主化、核燃料供應等條件”制定規劃?，F在讓我們來逐條評估這些主要依據的現狀及需要關注的問題。

1 鈾資源供應能力

      鈾資源的供應安全，對于我國大力發展核電，保障國民經濟快速、穩定、健康發展，維護國防和國家經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必須進行足夠的鈾戰略儲備。礦產資源是不可再生的。我們不僅要考慮當前，還要考慮子孫后代的利用；不僅要考慮正常情況下的經濟資源供應，還要考慮戰爭或國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脅條件下的戰略資源的供應。對國內鈾礦需要進行必要的戰略儲備。

      首先來估算一下我國社會發展對核燃料的需求。據國家商務部網站 2007年6月18日引用資源網一篇論述開發海外鈾資源戰略的文章說，核電裝機容量4000萬千瓦時，每年將需要鈾金屬7000噸。如果核發電能力提高到2億千瓦,每年將需要鈾金屬35000噸。該值與兩院院士、核燃料專家們的估算值基本相符。那就是說，《規劃》實現后的2025年，我國僅核電每年就需要鈾金屬1萬噸出頭，全壽期總共需要鈾金屬逾60萬噸。

      對于我國國內鈾資源的儲藏量，該文認為，目前鈾在我國還是屬于短缺礦產。國內產量最多只能滿足需求的1/3，其余要靠國外資源。對此國內也有不同的看法，差距很大。筆者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從能源保障應保守偏安全的角度贊同上面引述文章的觀點。據網上報道，有關方面領導最近說，我國將來88%的鈾資源要靠進口，更加佐證了該文的觀點。該文還指出，全球礦產分布不均衡，鈾礦主要集中分布在幾個國家和地區。西方核電國家在其核電發展初期就想方設法控制住了大部分鈾礦資源。作為一種戰略物資，鈾礦產品在許多國家受到嚴格的出口管制。獲取國外鈾礦資源的途徑可能在一些國家會受到限制。對于像鈾礦這樣的戰略資源，你即使有錢，人家也不一定肯賣。尤其是建成一大批核電廠后，一旦發生供應中斷，將對國家能源供應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為此，該文從全球資源戰略的高度，對保障國外天然鈾資源供應提出多元化方式的建議,爭取早日形成1/3由國內生產，1/3由市場購買，1/3由國外礦山分成提供的核電鈾資源供應模式。

      世界上主要核電國家都保持有一定量的鈾產品平時不動用，以備萬一出現鈾供應中斷時的應急之需。一般為2-3年的全國用量。據報道，我國最近也要搞天然鈾國家儲備利用體系，一方面要從國家層面儲備天然鈾，另一方面要鼓勵企業儲備。大量事實證明，無論是現今的還未來的核電用鈾大國的鈾政策的異動都會給鈾價產生微妙的影響。

2 核電設備國產化制造能力

      設備供應是最可能制約核電建設的“卡脖子”問題，裝備制造技術的自主化是我國加快發展核電的關鍵環節之一。裝備自主化、國產化跟不上，設備就得拿到國外去做。有時受國際上外交關系的制約，關鍵時刻想買也買不來。即便能買到，也受到其供貨能力的限制。我國的核電技術不能依靠別人，主動權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抓不住發展機遇。

      據報道，我國的設備制造產能近年來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設備國產化率仍為80%左右，剩下未國產化的關鍵設備、部件和材料等，全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俗稱反應堆“心臟”的主泵即為一例。目前我國所有的主泵全部靠進口。國際上能生產大型軸封式主泵的廠家僅屈指可數的幾家。主泵的一些關鍵技術，有的廠家已明確說不會轉讓。至于AP1000屏蔽泵，形勢更為嚴峻，廠家就EMD一家，別無分店。首臺泵是臺工程樣機，現在還在試制。別聽國核技主要領導伙同西屋公司的糊弄，說會保證100%技術轉讓、100%幫助中國實現關鍵設備國產化。有誰見過100%的技術轉讓不包括設計源程序的？主泵主軸和所用軸承的材料，西屋公司說不是它的技術，也不幫助我們去談判轉讓，明擺著不就是讓你自主化、國產化不起來嗎？眾所周知，核級材料的研發或重大設備的國產化，沒有十來年左右的時間是搞不成的?？磥砗荛L一段時間內我國非繼續買不可了。這樣一來，數十臺機組的建造進度就全捏在外國、特別是美國/日本供貨商手里了。關鍵時刻人家不說不賣，就是借口忙不過來，無法按用戶要求的進度簽約，也就夠你喝一壺的了。這絕不是危言聳聽，現實事例比比皆是。所以，那20%的未國產化部分才是真正制約我國核電建設進度的“短板”，其嚴重影響《規劃》實施的風險客觀存在，最值得重視，免得陷于 被動。

3 核電技術力量儲備狀況

      我國核電的大規模發展需要大量與核電有關的專業人才，現在專業人才稀釋嚴重。核電人才市場人頭攢動，川流不息，熱鬧非凡，凸現出設計、工程建設、運營管理等各方面的有實際經驗的人才奇缺。例如，一臺核電機組的安裝過程中大約需要300名焊工。焊工的勞動強度大，勞動成本及其管理成本相應也較高，培訓一個焊工取得一項焊接資格，就需要約2萬元培訓費。所以有資質的焊工成了搶手貨。而業內人士最為擔心投運核電廠的運行安全，這是核電人才稀釋最為嚴重之處。統計數據顯示，核電廠運行事件中75％左右屬人因事件。國家核安全監管機構對核電廠反應堆操縱人員申領執照有十分嚴格的要求，不可能從大學畢業生一蹴而就。一座核電廠能否安全經濟地運行，不僅取決于設計、建造質量，更重要的是建成后的運行管理、操作人員的運行素質與水平。這是核電業主在電廠壽期內不可須臾忽視的安全文化建設。國際核電界廣泛流傳著一句話：“An accident in anywhere is the accident in everywhere.”意思是“一處出事故，到處都遭殃”。安全第一、安全一票否決的意識不僅要在核電業主、核安全監管機構，而且要在政府主管部門領導的腦海中深深扎根，警鐘長鳴。

4、兩種不同的決策順序

      從以上分析可知，實施《規劃》的當務之急，而且也要長期堅持的舉措應是：集中全國力量，攻克核電設備制造中尚未實現國產化的核心技術，真正提高我國核電設備制造的世界競爭能力；采取有力措施，最大限度地獲取國外鈾資源，以確保核電在我國能源供應安全中應具有的地位；切實制定核電人力資源發展規劃，并予以貫徹落實。

      關于如何確定我國核電的發展規模及其在總電力裝機中的份額，筆者認為，應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對上述幾個影響核電發展的重要因素進行全面、客觀、科學的分析研究后，再決定核電裝機容量。那么中國核電到底應該多少為宜？我認為應該是“合理可行盡量高”。這實際上與核行業處理輻射防護的受照劑量問題時“合理可行盡量低”的原則，在思路上完全一致，即要合理可行，從而能實現中國核電又好、又快、又安全的發展。這是一種正確的決策順序。至于它占電力總裝機的比例無足輕重，有多高就算多高。到底多少為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小老百姓說了也沒用，干脆不說算了。

      另一種算法是，先拍出一個“好看”的比例，再去用總裝機容量來反推出設想的核電裝機容量目標。理由倒也挺冠冕堂皇，諸如：在30多個有核電國家里排名靠后，不好看等等。

      其實這種說法并不科學。事實上世界各國都是根據本國的國情來確定這個比例的。例如，法國、韓國、日本這樣的資源十分短缺的國家，核電比例就比美國這個核電技術的鼻祖國高得多，因為美國資源豐富。再說，多大的比例就好看了呢？多的不說，取韓國的核電比例，用現在的總裝機來推算，我國核電裝機就要超過現在全球核電裝機的總和。取世界平均值來算，核電裝機也要世界第一了。顯然這都是不現實的。別看我們的比例低，一說要搞核電招標，不都是趨之若鶩嗎？我國人均GDP世界排名100名開外，可這次金融危機中誰敢小時中國的經濟實力？最為核心的是，核電大國不僅體現在核電裝機數量上，更重要的是要體現在有真正能出口的自主核電品牌。這樣才能稱之為核電強國。

      “先定裝機，后定比例”與“先定比例，后定裝機”，似乎是順序的調換，實質上反映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建國后的歷史教訓足夠深刻地證明：科學發展是硬道理，硬發展不是道理。時代不同了，那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唯心主義思維方式早該扔到歷史垃圾堆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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