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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管機構應相對獨立，并具備干預和停止核電營運的權力，中國制定《原子能法》應是立法議程的重點

      距離日本福島核危機發生已經近四個月，但其產生的后續影響仍未散去。在近日于北京舉行的“國際核電安全研討會”上，來自美國、歐洲、印度和中國的專家在研討會上指出，在國家層面上，要有針對核電安全強有力和應對措施充分的國家應急體制和負責機構，監管機構要有獨立性、權威性和專業性。

      其中獨立性包括：結構獨立性，與其他政府體系和非政府體系相對獨立，以避免受到不正當的影響；操作獨立性，可以為監管體系提供充足的技術和金融資源；以及文化獨立性。

      與會專家認為，這次日本福島核危機，是嚴重的自然災害和人為應對錯誤疊加的結果，世界各國都必須從中吸取深刻的教訓。

      日本福島核危機的教訓之一是，核電站在選址時沒有重視本地歷史上有過大海嘯的記錄，并對小概率事件的大地震重視不夠，以致埋下禍根。因此在對現有的反應堆壓力測試和安全性評估中，應重視“超過設計基準”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包括地震、海嘯、洪水、臺風、火災、飛行器撞擊以及人為因素的破壞。

      另外，由于核電安全的風險時刻存在，監管機構的作用非常重要。與會專家認為，日本福島核危機暴露了日本在監管問題上的缺陷，反應不夠及時。

      而中國在“十二五”規劃和2020年中長期規劃中，核電發展的速度和規劃都極具雄心。到2020年，中國核電的裝機規模將僅次于美國。

      中國核電監管體系的建立始于1984年。當時，參考國際核安全實踐，成立了獨立于核能開發部門的國家核安全局。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國家核安全局并入當時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環保部的前身)。目前，環境保護部下屬的國家核安全局承擔民用核設施核安全監管的職能。

      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一位負責人此前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核電監管的主要挑戰來自監管能力方面，尚不能完全滿足核電發展的需要。目前中國的核安全監管隊伍人數少，監管范圍寬，技術裝備相對落后，人員待遇低，留人才難，招合適人才更難。

      不過，與會專家指出，無論是監管機制、應急措施和核能政策制定實施，都需要有《原子能法》的支撐。中國制定《原子能法》應是立法議程的重點。

      專家們還提出了核安全文化的概念，認為是保證核電安全的基礎和內在要求。核安全文化在監管機構上的體現，是干預和停止營運的權力，對違規違法行為進行制裁的能力。

      此外，有效的公眾參與也是確保核能安全的重要條件。公眾的廣泛參與，可以監督和補充政府和監管機構的不足之處，并促進核電運營企業時刻關注核電安全。

      本次研討會的主辦方之一——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氣候變化與能源高級顧問楊富強博士認為，中國在核電安全公眾宣傳和教育方面做得還不夠，信息透明度亦有待提高。

      “安全問題應對不了，核電發展就會受阻。只有安全問題能夠應對，核電才能大力發展。”楊富強強調，對核電來說，安全第一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