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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增量主要來自于發展中國家，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發展中國家舉足輕重。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和能源結構也需要改變，走低碳、清潔能源之路。除了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中國家如中國還必須應對本身的能源稀缺和環境問題，因此，發展清潔能源，與發展中國家本身的利益相符合。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為了重振經濟，各國將清潔能源發展提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視清潔能源為新一輪產業革命和本世紀的新經濟增長點。一時間，似乎一切都朝著清潔能源走。

      我國新能源發展也如火如荼，以風電為例，截至2008年底，中國風電裝機容量達到了1221萬千瓦，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風電大國。近日甘肅酒泉風電基地開工興建，是世界首座連片開發、并網運行的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建設項目，據說總投資達1200多億元人民幣。但是，最近國家發改委和電監會對風電調研的結論卻都認為，目前全國有1/3的風電裝機并網項目處于空轉狀態，主要原因是電網輸出系統的能力太差，如果真實情況如此，這既是風電企業的風險，也是國家寶貴的資金和資源的浪費。

      相對傳統能源來講，清潔能源成本較高，這也是一直以來為什么我國始終沒有大規模應用的根本原因。清潔能源除了本身發電成本比較高，對于電網的相應配套和成本的要求也很高（如并網的風電和太陽能），大規模的清潔能源發展會使電企成本負擔大幅度增加，目前的政策和補貼基本上主要針對發電成本，電網配套的成本問題沒有涉及。因此，發展清潔能源，解決成本問題是關鍵，國際上解決的途徑是政府補貼或消費者埋單。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認為，相對于發達國家，中國解決清潔能源成本問題比較難，解決方案應該有國內與國際的兩方面意義。

      從國際來說，在為清潔能源埋單方面，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優勢。從公眾角度看，理論和實踐都證明，環境價值與人均收入高度相關，公眾對環境質量的評價與他們的收入是高度相關的。不能假定，人均收入僅兩千多美元的中國人與人均收入四萬美元的美國人對環境的整體意識相同，對于單位排放的愿意支付相同。此外，對于減排所需要的支付能力，相去甚遠。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公眾對于發展清潔能源，具有比較高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這樣，發達國家政府動員公眾支持清潔能源發展比較容易，讓公眾來為清潔能源買單也比較容易，簡單說，以保護環境為由漲電價比較容易，而這是清潔能源所需要的最根本的資金基礎。

      對于政府來說，發展中國家政府關注和擔憂的問題，與發達國家不一樣。盡管各國政府針對二氧化碳減排的說法相似，背后含義卻大不相同。美國政府只要能夠讓美國人保持目前的生活方式和水準，就應該算成功；可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目標是要生存、要發展，未來是一個提高整體生活水平、向中等收入國家轉變的一個過程。目標不同，導致政府對能源政策的選擇會很不相同。在能源結構上，發展中國家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提高經濟競爭力和促進經濟增長需要廉價能源為支撐，減輕社會負擔也需要廉價能源。煤炭最便宜，同時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最多。以煤為主是中國能源和電力結構的主要特征。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需要大量低廉能源，煤炭的資源和價格優勢使其成為首選。發展中國家選擇煤炭，便宜就是一個足夠充分的理由，煤便宜，就有便宜的電價，有競爭力，就能提供就業；電價不漲就不會影響社會穩定，不會影響生活水平提高。

      并不是只有中國這么做。支撐印度經濟發展的能源結構也會是以煤為主，其經濟增長同樣需要低價能源支持，選擇煤炭也一定是因為便宜。讓印度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唯一途徑就是為印度提供資金和技術，發展風能、核能等新能源，不能期望印度能夠自覺地走清潔能源之路。目前的清潔能源中，核電最有競爭力。如果技術進步使利用核能可以與煤炭競爭，核電才可能在發展中國家得到大規模利用，但是，如果各國都開始轉向核電發展，核電就還會那么便宜嗎？

      所以，應對氣候變化，發達國家應當給發展中國家更多的理解和更大的資金和技術支持。

      其一，從歷史和公平的角度還應當承擔更多減排責任。發達國家除了自己減排，也應當從資金和技術上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這也符合“誰污染，誰治理”的環境原則。

      其二，從現狀看，發達國家必須正確認識和理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能源需求問題、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和人均排放問題，以及發展中國家政府的能源政策的選擇空間和公眾的低碳支付能力。

      其三，共同擁有一個地球，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環境挑戰，事實上也在幫助他們自己。

      其四，發達國家必須到中國來，幫助中國尋找可持續的低碳發展之路。除了解決目前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問題，所獲得的經驗和教訓還可以為今后解決印度排放問題做好準備。

      就國內看來，政府也應從兩方面入手，解決清潔能源的成本問題。短期繼續進行財政補貼，中長期則需要相應地理順電價，反映成本。目前的大環境對清潔能源的熱情很高，市場需求也似乎很大，規劃的規模很大，對政策的預期也很高，但不能是“盲目發展”和“一哄而上”。就中國的能源和環境情況而言，我們都希望清潔能源有一個快速大發展，但是，要使清潔能源真正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引擎，光靠熱情和規劃目標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考慮能源成本的承受能力以及電價的可調程度。現階段財政補貼很重要，但是，單單財政補貼是不夠的。按中國2008年的社會總消費電量，平均每漲一分錢電價就有345億人民幣；如果居民用電和農業用電不漲，也可以有296億人民幣，財政能拿出多少錢？問題是，平均漲一分錢電價容易嗎？

      雖然發展清潔能源是中國一條必須走的路，但應該以最小成本來做。最小成本要求在根據資源與市場合理布局的基礎上，及時跟進相應的配套和政策，推動產業的良性快速發展。如何實現“有序”發展？這個“有序”主要是在發展中避免資金和資源的浪費，避免“空轉狀態”。

      中國的清潔能源未來發展前景廣闊，使清潔能源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除了國家政策的引導和財政補貼，電網長距離，大輸出能力和并網能力的建設必須盡快跟上。理順電價反映清潔能源成本也是基本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