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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代核電技術AP1000的支持者備感振 奮，在他們看來，日本核危機證明了采取“非能動安全設計”的三代技術在安全性上的優勢。二代技術支持者則急于同福島核電站撇清關系，稱中國核電站均使用成 熟先進的改進型二代壓水堆技術(下稱二代加)，和福島核電站出事的早期沸水堆技術有本質區別。

      3月16日國務院出臺四項決定后，整個中國核電業都感到憂慮。巧合的是，《求是》雜志在同一天刊發了國家核電技術公司(下稱國核技)董事長王炳華的文章——“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高效發展核電”，第二天，這篇文章的未刪節版在中國能源報、中國電力報發表。

      國核技是國務院指定的引進、消化、吸收美國西屋公司第三代核電技術AP1000的主體，并承擔第三代核電技術自主化的任務。放在平時，王炳華的這篇文章定會引來反駁，但此時此刻，繼續發展核電卻是全行業的利益。

      這樣的時候并不多見。30年來，中國核電界更多的不是協作，而是紛爭。

      中 國核電工業在上世紀70年代初起步。在當時的封閉環境下，走的是自力更生的道路。改革開放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主張占了上風。在“技貿結合”與“技貿脫 鉤”的爭論中，鑒于中國嚴重缺電的現實，后者又占了上風。“九五”(1996年-2000年)期間，中國迎來了第一個核電建設高潮。

      到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從法國、加拿大、俄羅斯引進了三種二代技術堆型，并在法國堆型的基礎上改進出兩種堆型(二代加)。這樣，11臺建成和在建核電機組中，除秦山一期30萬千瓦機組為自主設計，其余10臺均為引進技術。

      第一輪引進，中國核電機組形成了法國主導下的多國部隊格局，而一直走法國技術路線的中國廣東核電集團(下稱中廣核)也隨之崛起，打破了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下稱中核)對中國核電工業的壟斷。

      這期間，水電部、核工業部、機械部、國家計委、國家科委、國防科工委等多個部委均介入過核電發展，而中央高層對核電發展的管理主導權、技術路線、發展方式、發展速度等也幾經反復。

      2003年10月，全國核電建設工作會議在杭州召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出席會議。為擺脫“起步早、進步慢、差距大”的被動局面，會議提出，要采用先進技術，統一技術路線，統一組織，統一領導，確保核電自主化各項目標的實現。

      經過漫長討論，中央決定引進第三代核電技術。又經過漫長的招標、評標，美國西屋電氣公司的AP1000技術戰勝法國阿海琺公司的EPR技術而中標。緊接著，國務院決定成立國核技。

      中國核電工業迎來了第二個建設高潮。從2007年8月到2010年12月，三年多時間里，中國共開工建設26臺核電機組。而此前近八年時間里，只開工建設了4臺機組。

      但是，中國核電技術路線卻未如決策者當初希望的那樣走向統一。在新開工的26臺機組里，AP1000只有4臺，二代加20臺，在投標中落敗的EPR也有兩臺開建。

      在企業層面，隨著國核技的成立，兩強相爭，變成了三國演義。

      這一格局，因日本核危機而受到輿論關注，但并不會因日本核危機而發生改變。

      中國核電工業還會繼續糾結下去，是在糾結中拉大與世界核電強國的差距，還是在亂局中理出一條路來迎頭趕上，現在沒有人知道答案。

      中國核電水平如何

      中國核電水平到底如何?面對《財經》記者的提問，中國核能行業協會理事長、國家原子能機構原主任、原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張華祝回答：“在發展中國家中處于領先地位，與發達國家比還有差距。”

      事實上，在發展中國家里，有能力獨立發展核電工業的，只有中國一家。

      在核電產業鏈中，位居下游的是核電業主，即核電站的控股方和運營方。中國的投產及在建核電機組合計41臺，其中中廣核擔任業主的有21臺，中核擔任業主的有18臺，其余2臺由中國電力投資集團(下稱中電投)擔任業主。

      自1991年12月秦山核電站一期30萬千瓦機組并網發電以來，中國的四座核電站共有13臺機組投入運營，迄今安全記錄良好，但在核電站經營管理水平和企業經營效益上尚待提高。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中核集團控股的核電秦山聯營有限公司原董事長李永江表示，相較國外同行，中國核電站的利潤率偏低，管理水平和成本控制能力都還有差距。

      位居中游的是核蒸汽系統供應商(NSSS)，即為核電站業主提供核島設計及主設備的公司。在核電產業鏈中，NSSS居于核心和主導地位。美國的西屋電氣、通用電氣，法國阿海琺，日本的三菱重工、東芝、日立，俄羅斯的ASE，韓國的韓國電力等，均是世界著名的NSSS。

      中核、中廣核均有核島設計能力。目前，二代加技術是國內主流的核電技術。所謂二代加，即是在法國M310二代技術的基礎上進行改進創新而形成的核電技術。中核和中廣核都在二代加技術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 中國工程院院士、核物理學家阮可強告訴《財經》記者，無論是中核的CNP650、CNP1000、M310改進型，還是中廣核的CPR1000，均是在阿 海琺M310堆型上發展而來，這些機型雖然在大部分組件的國產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是整體設計技術和一些重大設備(例如主泵)的知識產權依然掌握在法 方手中。如果想出口，就必須獲得阿海琺授權。

      李永江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現在是核電大國，但不能說是核電強國，核電強國的標志是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能夠自主設計核電站，特別是100萬千瓦以上的大型核電站。

      據他介紹，中核的百萬千瓦級二代加機組CP1000擁有完整的自主知識產權，2010年5月已通過專家評審，但尚未通過國家核安全局的安全審查。因此雖然其性價比良好，但無法在國內投產，也無法用于出口。“你自己都不建，別人憑什么相信你?”

      李永江近來非常關注核電站的出口問題，他認為核電站出口對改善我國外貿結構幫助很大。“出口一座核電站，相當于出口幾億件衣服。一座核電站，兩個機組，400億元人民幣，5%的利潤，就是20億元。”

      據他預測，到2030年，全世界也會再建200臺以上的核電機組，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但至少現在，中國尚無緣世界主流核電市場。

      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學家王乃彥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可稱為NSSS(核蒸汽系統供應商)的有三家：中核、中廣核、國核技。

      中廣核與國核技因為分別承擔EPR和AP1000技術的引進、吸收、創新工程，或可成為三代技術時代的主角，其中國核技成為主導者的可能性更大。

      而清華大學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下稱中核建)合資成立的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中核能源)正在研發的高溫氣冷堆項目也列入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如獲成功，中核能源將有機會成為中國的第四家NSSS。

      中核集團(前身是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和核工業部)長期位居中國核工業的龍頭位置，但中核系統出身的錢積惠對中核發展出NSSS的前景卻并不看好。錢是中核集團核動力研究設計院(中核一院)的名譽院長和前任院長，該院是中國核潛艇反應堆的設計者。

      錢積惠向《財經》記者回憶說，2002年他從國際原子能機構副總干事任上卸任回國后，就積極推動中核一院向NSSS發展，但受到中核時任總經理康日新壓制，中核一院日漸邊緣化。

      他認為，核電三代技術時代一旦成為現實，中國核工業格局也將改變，中核沒有可與AP1000和EPR抗衡的技術。“CP1000也只是往三代上靠了靠，還是二代加。現在已經沒辦法再為二代加說話了，畢竟在技術上確實不如三代。中核錯過了主導中國核電產業的最好時機。”

      在核電產業鏈上位居中游的另一個主體是核電工程公司(AE)。這方面，中核建、中核、中廣核均有很強實力。

      核電產業鏈的上游是核電設備制造，分為核島設備和常規島設備兩大類，前者主要包括反應堆壓力容器、主冷卻劑循環泵(主泵)、爆破閥、蒸汽發生器等主要部件，后者主要包括汽輪機、發電機等。

      根據制造的難易程度，業內一般把核電設備分為A1，A2、A3，B、C三大類：A1類是指技術制造難度大，國內現階段無能力制造，需要全部由外方承擔供貨責 任并進行設計制造的設備;A2、A3類是指制造難度較大，國內有一定的生產能力，也具備一定生產經驗，需要外方提供技術支持或進行技術轉讓后才能生產的設 備;B、C類是指中方已經或者基本能獨立制造，可以由中方單獨提供的設備。

      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核電業內人士認為，目前在二代加核電設備供貨領域，除了主泵(主要是主泵軸承和動密封)，總體國產化率的程度已接近60%。但在三代技術(主要是AP1000和EPR)和百萬功率機組設備供貨方面，國產化才剛剛起步。

      與二代加技術不同，第三代核電技術對核電設備的抗中子輻照能力、熱處理和鍛造技術、冶金程度控制等諸多方面都遠遠超出了二代加的要求。而核島主泵、百萬功率 汽輪機和發電機運動部件以及數字化儀表控制系統等關鍵設備，還主要掌握在美國EMD公司、法國克魯索公司、日本制鋼所(JSW)等核電裝備巨頭手中。

      在國核技同西屋簽訂的AP1000技術轉讓協議中，包括主泵、爆破閥、數字化儀表控制系統等關鍵設備，都被列入A1類供貨合同，全部由西屋提供。其余設備，主要由國內的上海電氣、哈爾濱電氣、東方電氣、一重集團、二重集團等企業提供。

      據業內人士介紹，核電站的建造成本主要由建設成本、設備成本、輔助成本三部分組成，其比例構成約為40%、50%、10%。隨著人力成本和安全防范措施的不斷提高，建設成本和輔助成本下降空間極為有限。要降低核電站的建設成本，主要靠提高核電設備的國產化和自主化水平。

      但在核電專家們看來，一般核電設備國產化數量的提高并不能帶來核電成本的顯著下降。原因是，一般核電設備雖然數量多，但制造門檻低，其價值在整個核電裝備的采購額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比如一個主泵價值就上億美元，其數量在整個核電裝備中的比重很小，但金額卻占了大頭。因此衡量一個國家核電裝備水平的高低，關鍵要看核心裝備國產化率的高低。

      而在這方面，中國同核電強國還差得太遠，甚至是小學生和博士生的差別。”國核技專家委員會專家郁祖盛對《財經》記者說。

      同為國核技專家的原國務院核電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副總工程師湯紫德，或許是中國核電現狀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他向《財經》記者表示，國內至今沒有自行設 計、建造百萬千瓦級核電站的經驗，核島主設備的所謂國產化是“洋拐棍支撐下的國產化”，在關鍵技術上仍處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態。

     “核電在中國雖然經歷了30多年，但橫向比較，卻還處于當年起步時的水平。”湯紫德說。#page#

      “起步早、進步慢、差距大”

      2009年12月28日，韓國電力公司為首的聯合投標團在阿聯酋核電項目的競標中，出人意料地擊敗了阿海琺公司、通用電氣公司和日立公司，獲得了阿聯酋核電項目的超大訂單。

      韓國方面預計，這項涉及四座核電站的工程，建設訂單金額200億美元，加上長達十年的維護、管理、運營的費用200億美元，訂單總金額將達到400億美元。

      在阿聯酋中標的是韓國最新型的第三代輕水反應堆APR1400,該反應堆是韓國電力公司在西屋System 80(西屋開發的另一種三代核電技術)基礎上研制成功的。

      業界分析，韓國之所以能在與核電傳統強國競爭中勝出，主要原因在于APR1400的性價比。和阿海琺EPR1600相比，APR1400在建設成本和運行費用上都有明顯優勢，其中建設成本可節省20%，發電燃料費用可節省23%。

      這四座核電站的設計壽命均為60年，首座電站單位造價為每千瓦1400美元，隨后可下降至每千瓦1200美元。

      在阿聯酋的完勝，大大振奮了韓國核電業界。2010年3月10日，韓國又與土耳其簽訂協議，為其承建兩座核電站。

      如今，韓國已躋身世界核電強國行列，成為繼美國、法國、加拿大、俄羅斯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六個能夠完整出口核電工程的國家。

      對中國核電界而言，韓國同行的捷報頻傳，難免讓自己臉上無光。中韓兩國核電發展幾乎同時起步，都試圖走引進→消化吸收→自主創新的路子，有所不同的是，中國發展核電的基礎遠比韓國雄厚，但最終的結果，韓國的自主之路走成了，中國還在艱難探索之中。

      核電站源于核潛艇。按錢積惠的說法：核潛艇反應堆與核電站反應堆堆芯技術基本相同，如同小汽車發動機和大卡車發動機的關系。1971年，中國核潛艇下水。此前一年，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上海市有關部門已在籌備核電站建設。

      1985年到1999年，中國大陸共建設六座核電站，11臺核電機組，采用了中、法、加、俄的六種機型(詳見附表)，十余個國家及國際組織的標準規范，但始終未能發展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核電機組。

      2003年前后，中國醞釀第二輪核電建設高潮之際，中國核電“起步早、進步慢、差距大”，幾乎成了國內外業界的共識。

      反觀韓國，其核電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的交鑰匙工程;80年代的外方總包、國內分包和技術轉讓;90年代的國內總包、國外分包和技術轉讓;21世紀初的自主開發創新。

      在韓國最初引進的九臺機組中，出現了美、法、加三國核電技術三足鼎立的局面。上世紀80年代中期，韓國開始推行核電站的標準化設計，最終選擇了西屋 公司的System 80作為設計基礎。從1987年到1997年，韓國電力公司對System 80技術進行了十年的消化吸收，終于設計出“韓國標準核電廠”KSNP以及KSNP+，并在此基礎上研發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APR1400輕水反應堆。

      先引進再自主、先分散再集中，不僅核電產業，在其他產業，后發者追趕先發者的路徑也大體如此。

      道理并不復雜，但在具體執行中，卻會因不同的國情而導致效果大相徑庭。

      據湯紫德《核電在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書中的記載，1983年初，鑒于當時在發展核電問題上存在著“輕重之爭”(輕水堆還是 重水堆)、“大小之爭”(上大功率核電機組還是小功率核電機組)，國家科委、計委和經委召集了來自電力、機械、核工業等部門的近150名資深技術專家在北 京回龍觀飯店召開會議，深入討論了核電堆型和單堆功率的選擇以及核電技術引進吸收等問題。

      經過激烈爭論，這次中國核電史上的著名會議達成了“三統一”：統一了堆型選擇，決定采用壓水堆(輕水堆中的一種)作為我國未來核電站建設的主要堆 型;統一了對單堆功率的選擇，決定以發展百萬千瓦級機組為主;統一了對引進技術的認識，決定系統引進國外成熟的核電站設計和設備制造技術，通過技貿結合、 合作生產與國內科研相結合，快速掌握世界先進的核電技術。

      遺憾的是，這次會議的成果并未很好地轉化為生產力。不久之后，此前的技術路線之爭就被水電部和核工業部的行業主管權之爭所替代，隨之而來的“轉彎子”，深刻影響了中國核電業此后的發展進程。

      1986年1月，決策層作出了“核電站工作包括建設、生產運行，均由水利水電部移交給核工業部統一管理和經營”的決定。

      這項決定在當時有其合理性。20余年來，中國在封閉環境下，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培養了一支制造出“兩彈一艇”(原子彈、氫彈、核潛艇)、 并已在建造中國第一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一期30萬千瓦機組的核工業隊伍。但隨著國際局勢和中國周邊環境的緩和，軍工任務日漸減少，這支隊伍面臨著流失和解 體的危險。將核電納入核工業部管理，寓軍于民、以核養核，不失為一種兩全之策。

      20年后，湯紫德回顧歷史，認為這是一個“一步錯、步步錯”的鏈式反應。

      他在《核電在中國》一書中分析道：這次“轉彎子”的要點：一是把核電主管部門由能源電力口轉到了軍工口;二是把發展模式由引進技術、高起點起步，轉為立足國內自力更生;三是把機組容量從百萬千瓦級退回到60萬千瓦級;四是把核電站廠址從蘇南遷到秦山。

      當時，水電部與法、德兩國廠商已完成蘇南核電站的談判，外商承諾：通過四臺核電機組的建設，逐步向中方轉讓技術，依次以20%、40%、60%、80%的比例，在中國實現國產化。“轉彎子”之后，蘇南核電站下馬，秦山核電站二期上馬。

      湯紫德認為，這一轉向，使核電在中國從體制上脫離了能源電力口，轉入了軍工管理體系。

      由此，中國的核電規劃、投資、運營管理等，一切都與能源電力市場脫節，背離了核工業軍民分離的世界大潮。而當時中國核工業體系內的科研、設計、制造、管理互不銜接，實難擔當中國核電發展重任。

      郁祖盛則認為，這次“轉彎子”使中國核電產業錯過了學習國外先進核電技術、站在世界核電巨人肩膀上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機會。而在當時的條件下，以自力更生為主發展核電裝備，無異于指望“從石頭縫里蹦出孫猴子”。

      1996年、1997年，核電發展的主導權短暫地回到了國家計委，但是當時中國正值經濟調控、能源過剩，建設核電站的必要性大打折扣。很 快，1998年機構改革，國家計委核電辦相關職能被并入了新成立的國防科工委。自1999年10月至2005年12月，中國六年未新建核電項目。

      湯紫德認為，中國在發展核電的一系列決策失誤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忘記了核電的能源屬性，忽略了核能和平利用和軍事用途在運營理念和管理體制上的根 本差別，從而阻塞了能源電力行業對核電發展的支持，進而在軍工口能力不及的情況下，出現了中國核電建設長期以來依賴外商、依賴引進，技術路線不統一、行業 標準不統一，自主化、國產化進展遲緩甚至遭到壓抑的局面。

      1988年，核工業部被撤銷，中國核工業總公司(下稱中核總)成立，1998年，中核總又被拆分為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和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 1994年，中廣核成立，打破了中核對中國核電業的壟斷，中國核電開始邁入商業化運營時代。自此，過去的部門利益之爭、技術路線之爭，越來越顯性化為兩大 集團的商業利益之爭。

      中核抱怨說，中廣核只經營賺錢的核電站，既沒有軍工體制下的歷史包袱，也不承擔中國核技術發展的責任。中廣核則指責中核利用所掌握的核燃料循環、反應堆設計和涉核的審批權等資源，對中廣核處處設卡。

      2000年11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廣東嶺澳核電站二期工程立項專門會議上，兩大集團終于爆發了一場正面交鋒。

      在這次會議上，中廣核提出，為繼續積累100萬千瓦級核電國產化經驗和保存核電技術實力， 嶺澳核電站二期工程應該盡快立項開工。出席會議的中核集團代表則提出，應該特別重視中核現有的設計和研發力量，“十五”期間新的核電項目應該由中核負責總體設計和核島設計。

      對此，中廣核堅決反對，并稱如果采用中核的設計，“我們不敢搞”，因為“中核沒有什么特別的技術儲備”。

      兩大核電巨頭的爭吵，令時任總理朱基“也很頭疼”，他在會后指示：“今后要建核電站，要統一一個標準、統一一個規范去建。”

      技術之爭的背后是利益之爭，要統一標準談何容易。

      湯紫德告訴《財經》記者，為緩解兩大巨頭的矛盾，國家相關部門此后在推薦、安排核電項目時可謂謹慎小心，采取“不分先后，平衡推進”的辦法，同時推 薦中核、中廣核同類項目立項。比如，既批準中廣核在廣東嶺澳上一個大亞灣二期“翻版”工程，也批準中核集團在浙江秦山上一個秦山二期“翻版”工程。既批準 中廣核在廣東臺山上一個引進先進技術的自主化依托項目，也批準中核在浙江三門上一個引進先進技術的自主化依托項目。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并非核電業內人士，但他長期致力于研究中國重大基礎產業，并于2006年-2008年，歷時兩年多，完成了題為“破解中國核電謎局”的課題研究。

      在路風看來，在工業層次上，由于高度復雜的核電站跨越了部門的傳統界限，所以計劃體制下的核電發展總是伴隨著部門紛爭。雖然后來有關核電的幾個工業部都被撤銷，但沿襲下來的行政性集團公司體制仍然沒有改變政企不分的狀況。

      他舉例說，中核集團集核電站業主、核島和常規島設計研發機構的行政主管、工程和設備的總承包商、國內核燃料和后處理服務的唯一供應商等多重職能于一身，對外不愿他人染指核電，對內壓制系統內集成企業的出現和成長，致使中國至今仍然未能出現符合國際標準的NSSS。

      路風向《財經》記者表示，中核系統的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是中國核電技術能力的基礎，其主要載體是在開發核潛艇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核動力產品開發平臺。

      經過秦山核電站的實踐和百萬千瓦級核電站設計的實施，這個產品開發平臺已經能夠支撐起中國核電發展的大局。但是在引進路線和行政壟斷的共同作用下，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

      他對相關職能部門也提出了尖銳批評：“中國從來沒有在核能方面形成過國家戰略，從來沒有把發展本國核動力工業納入核電發展的考慮和規劃之中。”

      路風說，如果不能盡快形成符合技術邏輯和市場邏輯的核電工業體制，任何發展戰略都將是一紙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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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1000之路能否走通

      2002年后，中國經濟走出亞洲金融危機和通貨緊縮陰影，再度駛入快車道，對電力的需求也隨之猛增。這年年底，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向國務院提交2866號文件，首次提出“積極發展核電，并在2020年實現4000萬千瓦核電裝機容量的目標”。

      2003年3月，新一屆中央政府組成，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2866號文件作出如下批復：“發展核電，要采用世界先進技術，統一技術路線，不敢再走錯一步，不能照顧各種關系。”

      經過慎重考慮，2003年年中，國務院成立核電自主化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兼任組長，同時決定在山東海陽和廣東陽江(后改為浙江三門)分別上馬一個引進先進技術的自主化依托項目，面向全球招標。

      經過漫長的招標、評標，2006年11月，美國西屋電氣公司的AP1000技術戰勝法國阿海琺公司的EPR技術而中標(詳見本期報道“引進AP1000始末”)。

      在歷經數年的第三代核電技術路線決策過程中，中核和中廣核由對手變成了同盟，他們一致認為，第三代核電技術在世界上尚無實際運營的經驗，中國沒有必要成為“試驗場”。而二代核電技術經過改進后，已經具備實際運行經驗，其先進性和安全性已經足夠。

      在這場爭論中，以郁祖盛等人為代表的“核電六君子”給中央“上書”，力挺三代。郁祖盛等人表示：從世界潮流看，發展第三代核電技術已成必然。世界主 流國家正在興建的核電站，基本都是第三代的，而在役的二代核電站，再過30年以后將全部退役，如果中國再大規模上二代，30年后中國將成為世界上唯一的二 代核電站集中地，安全性和經濟性都難以保證。

      郁祖盛等人還建議，成立國家核電技術(工程)公司，負責執行技術轉讓合同，統一引進、消化和吸收第三代核電技術。

      2004年11月，伴隨著激烈的爭議，國家核電技術公司籌備組成立并開始主導第三代核電技術的招標談判。2007年5月22日，國家核電技術公司正式成立，并被定位為“實現第三代核電技術引進、工程建設和自主化發展的主要載體和研發平臺”。

      “兩個兒子都不聽話，兩邊利益都擺不平，只得再生一個兒子來執行于國家決策。”回顧那段往事時，郁祖盛對《財經》記者如此形容。

      在郁祖盛看來，國務院占國核技的60%的股份，中核集團、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中廣核和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分別只占10%的股份，這樣既能保證 國核技超脫原有兩大核電集團的利益，真正按照中央的意圖辦事，也適當照顧到了兩大核電集團的利益，達到了最好的利益平衡，是中國核電業一次重要的體制變 革。

      2007年7月，中國引進AP1000的談判工作結束。此后基于外交考慮，國務院同意中廣核繼續同法國阿海琺公司合作，引進其第三代核電技術。

      一位接近決策層的人士向《財經》記者強調：引進EPR與引進AP1000有本質不同。前者是購買電容，是法方的交鑰匙工程，后者則被國家賦予了消化吸收自主發展的使命。

      目前，中國已開工建設六臺三代核電機組，其中四臺為AP1000，兩臺為EPR。鑒于中國多個產業均出現過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慘痛教訓，AP1000引進之后，中國核電能否實現“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跨越式發展”，成為各界矚目的焦點。

      “這一次，我們必須吸取教訓，在AP1000的裝備引進上一開始就要堅持高起點，尤其是對關鍵技術、關鍵部件的研發生產，中方會堅持全程介入，采取從技術圖紙到設備成品一攬子引進的方針，并且有明確的國產化時間表。”郁祖盛對《財經》記者說。

      郁祖盛透露，四臺在建AP1000機組中，最早開工的三門1號機組核島設備的國產化率為30%，十件主要核島設備，八件由西屋公司提供;而在最晚開 工的海陽2號機組中，中方制造的主要設備已達八件，另兩件關鍵設備——主泵和爆破閥門，外方采購和中方自主研發將平行展開，如果屆時中方研發取得突破，海 陽2號的主要核島設備將全部實現國產化，在建的四臺機組平均國產化率也將達55%。

      但多位業內專家向《財經》記者指出，基于多種掣肘因素，三代技術的自主化之路并沒有想象中的平坦。

      配套設備的制造便是掣肘AP1000的因素之一。經過30年發展，核電裝備國產化能力已獲很大提升，以上海電氣、哈爾濱電氣、東方電氣和中國一重、 二重為核心的核電主設備研制和生產基地已初步形成。但是，這些能力均是基于二代加技術的，三代技術的引進，提高了配套設備的制造標準，對此，國內企業需要 花時間適應。

      多位核電專家均向《財經》記者談到了目前國內核電裝備制造中“報廢率高”的問題。他們認為，這是因為很多設備制造企業對新制造標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無法做到“指哪兒打哪兒”。

      專家們指出，“決心很大、魄力很大、盲目性也很大”是國內核電裝備制造企業的通病。在一些重型鍛件上，還沒有將工藝制造標準、設計參數和制作流程完全搞清楚，就匆忙投入生產，因此“能不能成功，完全靠運氣”。但一些重型鍛件造價動輒上億，高報廢率是對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

      新技術帶來的標準提升，還讓國內設備制造企業自認為很有把握的產品無法通過驗收。比如，硅鋼板制造被國內業界公認為水平較高。但即便是按照國內最嚴 格工藝流程生產出的硅鋼板，因為附著有0.3mm厚的毛刺，在西屋公司看來，表面仍不夠平滑。按西屋的標準，硅鋼板上還要涂1mm厚的電鍍涂層，而毛刺對 于涂層來講就像一把把小刀，在三代核電站60年的運行周期內，這是很大的潛在威脅。最后這批硅鋼板全部報廢，美方重新采購，損失全部由中方承擔。

      比配套設備制造能力更棘手的是核島設計科研力量的分散。

      世界核電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兩種路徑。一種以法國和韓國為代表，將科研力量集中于一家國家級研究院內統一進行研究。另一種則以美國和日本為代表，科研力量分散在核島開發商和電力公司之中，但由于市場化競爭充分，也促進了核電整體水平的提升。

      中國工程院院士、核物理學家阮可強向《財經》記者表示，在目前中國核電基礎和科研力量薄弱的情況下，珍貴的資源不宜分散，“法國路線”更符合國情。“要實現核電強國的目標，必須將科研力量整合起來向一個方向使勁。”

      事實上，在大型壓水堆方向上，中國至少存在三支科研力量——中核下屬的核動力研究院、中廣核工程有限公司設計院和國家核電技術公司。

      早在引進AP1000的談判過程中，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現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就提出過將全國核電科研力量整編至國家級平臺上，統一進行核電研究的方案，但中核集團稱自身還有軍用核能研究任務，不宜結合。

      國務院最終確定的方案，是將中核下屬的不承擔軍用任務的上海核工程研究設計院(即728院、秦山一期30萬千瓦機組的設計者)整建制劃轉至國核技。

      但阮可強認為，“這只是拉出了一個山頭，科研力量反而更分散了。”目前的狀態下，國核技雖是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的攻關主體，但實質上并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級技術研發平臺。

      郁祖盛也向《財經》記者透露，早些時候，國核技曾試圖邀請中核的科研人員一起研究，“辦公室都準備好了，但他們就是不來，老大當慣了，不想聽命于人。”

      國核技只能只身挑起重擔：國家要求前四臺AP1000機組最遲2015年并網發電，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CAP1400機組最遲2017年并網發電。 壓力之下，國核技科研人員幾乎都在“白加黑、六加一”地運轉，而國核技董事長王炳華則多次在內部會議上強調，“就是砸鍋賣鐵也必須完成任務。”

      這樣的背景之下，國核技獨家消化吸收和自主發展AP1000技術的政策開始松動。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核電業界人士表示，決策層放開這個權限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國核技內部對此多有抱怨，稱有關方面正在三代技術研究方面搞平衡，沒有執行國務院當年的決定，這符合兩大集團的利益，但不符合國家利益。

      國核技方面還向《財經》記者透露，面向AP1000業主中核的技術轉讓正有序進行，“共有軟件260個，文字資料200噸，轉讓過程完成之后，局勢如何發展，那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們自己的研發平臺絕不會對中核和中廣核開放!”

      如果真的放開AP1000消化吸收和自主發展的權限，那無疑將在“剪不斷、理還亂”的中國核電業中再添一筆。從1981年國務院批準秦山一期核電站 開工建設至今，中國核電事業30年來一直糾結前行。目前看來，三代核電技術AP1000的自主化之路，仍將在爭議和糾結中向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