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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核電站建設過程中，彭士祿做了三件開拓性的工作。一是在70年代初，我國開始研制核電站，原采用125MWe的熔鹽堆方案，彭士祿通過科學論證和調研，認為這種堆型難于操作運行，更無法維修，技術上不可行。他在搞核潛艇的同時，擠出時間親自計算了主參數和設備選型，并率領幾十名科技人員對全國各地設備制造能力進行調研，提出了300MWe壓水堆核電站方案。該方案后被采納，為我國自行研制建造第一座秦山核電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事實證明，過一年后美國宣布熔鹽堆下馬，至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采用熔鹽堆作為核電站方案。二是1983年春彭士祿在完成我國第一代核潛艇批量生產后，調離核潛艇總設計師崗位，被任命為大亞灣核電廠籌建總負責人，他主持了大亞灣核電站的前期工作及與外商的技術經濟談判。他親自計算了核電站的主參數，對大亞灣核電站進行了經濟計算，分析了它的經濟效益，并提出進度、投資、質量三大控制的重要性和措施。于1984年向中央有關部門寫出了“關于廣東核電站經濟效益的匯報提綱”，提出了工程進度推遲一天將損失100萬美元，工程推遲一年投資將增加3.5億美元，提出了核電站時間價值觀念的重要性。促進了大亞灣核電站早日建成投產。三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年，彭士祿被任命為秦山二期核電站的董事長。他力主“以我為主、中外合作”的方針。具體領導了2×600MWe壓水型核電站建設的前期工作，親自計算了主參數和設備選型，后又進行技術經濟分析，對投資、上網電價、回報率、還貸期限、凈利潤收入等均給出了定量數據，并主持完成初步設計。他不僅是核動力專家，而且在技術經濟分析方面有很深的造詣。 
    彭士祿也很重視教育工作，60年代初被聘兼任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副教授，親自編教材，講授反應堆熱工水力計算課程，為我國培養了一批核動力專業人才，有的現已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