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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核動力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記中國核動力專家彭士祿

無私奉獻  文持弱者  敢冒風險  敢為人先
與世無爭  與人無求  助人為樂
在別人的非議中毫自己認為正確的路
要做減法化繁為簡  不要做加法

    ——彭士祿座佑銘

    干事業就要有點冒險精神，只要三七開，有百分宅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等什么條件都齊備、沒困難、疑問題了還要你去干什么?不干自怎么能沖破舊的，創造新的?

——彭士祿經典格言

        彭士祿，核動力專家，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1956年畢業于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后又在莫斯科動力學院進修核動力專業兩年。回國后歷任原子能所47—1室副主任，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基地副總工程師，國防科委第七研究院副院長，第六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國防科工委核潛艇總設計師，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總工程師，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總指揮，廣東省委常委，核工業部總工程師，科技委主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等職。彭士祿是我國核動力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核潛艇和核電站建設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1985年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作為核潛艇總設計師，1988年獲國防科工委榮譽獎狀；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1996年獲何梁何利科學技術進步獎。現任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顧問。

       2005年11月18日，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辦了“彭士祿院士從事核科技工作47年暨80壽辰座談會。”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寫來賀信說：“您是著名的核動力專家，我國核動力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20世紀60年代，您主持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并參加指揮了第一代核潛艇的調試和試航工作，您參加、組織研制成功的耐高溫高壓全密封主泵達到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在20世紀80年代初，您提出的投資、進度、質量三大控制要素，為大亞灣核電站工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秦山二期核電站的建設中，您提出了“以我為主，中外合作”，自主設計、建造60萬千瓦機組的方案，并親自計算主參數、進度與投資，為秦山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科學依據……”

        他曾當過六機部、水電部副部長，還有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這樣的角色一定會講究官場上和學場上的禮儀吧。然而，當我們走近彭士祿時，他曠達的人生情懷，淵博的學識以及對事業理想的追求精神，卻給了我們許多的記憶和感動。

         他說，他一輩子做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
明亮簡樸的辦公室里，身體瘦弱的老人在伏案寫著什么，見有人進來，他頭也沒抬地揚了揚手示意請坐，大約一兩分鐘以后才放下手中的筆，像老朋友似地和記者促膝而談。他用濃重的廣東口音向記者追憶起滄桑往事……

他因是彭湃之子而被捕

        在眾多科學家中，彭士祿童年的經歷要特殊一些。他的父親是農民運動領袖彭湃，母親是廣東海豐縣婦女解放協會執行委員蔡素屏。他3歲時母親壯烈犧牲，4歲時父親光榮就義，他成了孤兒。但那時的他并沒有感到孤獨，因為他得到了眾多普通百姓的關愛，他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的。

        地下黨把他從一家轉到另一家，最后把他寄養在紅軍陳永俊家里。他管陳永俊的母親叫“姑媽”，這個家里還有一位大他幾歲的姐姐，他們三人相依為命。

        外面恐怖的追殺聲令他們小心翼翼，但最終還是沒躲過叛徒的出賣。就在1933年農歷七月十六日凌晨，他和“姑媽”同時被捕了。那時他還不到8周歲。緊接著國民黨報紙以《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師捕獲》的顯赫標題并附照片刊登了他被捕的消息。

         他被關進潮安縣監獄女牢房。在那里他又見到了曾經撫養過他的“山頂阿媽”。“山頂阿媽”是先被捕進來的。彭院士說他很幸運，有兩位“媽媽”陪護他坐牢。在牢里他見到了中國女性的堅強與無私。“姑媽”遭受了殘酷的審訊和拷打，她寧死不屈，忍辱負重，愿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認他是彭湃的兒子。

        幾個月后，敵人用盡各種手段還是沒有搞清楚他是不是彭湃的兒子，最后確認他為“不規良民”轉押至廣州感化院進行了一年多的“感化”。屈指算來，他坐了兩年多牢。放出來后，他成了四處流浪的小乞丐。

        自報刊登載他被捕的消息后，他的祖母就一直在尋找他的下落。終于在1936年夏祖母找到了他，把他帶到香港，12歲的他開始在香港讀小學五年級。苦難的經歷使他倍加珍惜讀書的光陰，他既聰明又好學，第一學期就考了全班第一名。

        1940年，彭士祿輾轉到了延安。他先在延安中學讀了一年多書，接著主動去延安中央醫院當了一年半護士，后又被調回到延安自然科學院讀了一年書。1945年抗日勝利后曾在阜平、石家莊等地煉焦廠、硫酸廠、炸藥廠當技術員。

        他時常憶起小時候那份被人關愛的溫飽而又溫馨的生活，尤其后來在艱苦的工作環境里，那種回憶有著非常甜美幸福的感覺。這給他帶來了戰勝困難的無窮動力，也使他至今對善良、勤勞而樸實的農民有著樸素而濃厚的感情。坎坷的童年經歷磨練了他不怕困難艱險的性格。幾十位“母親”給他的愛撫感染了他熱愛百姓的本能。父母親把家產無私分給了農民，直到不惜生命……給了他要為人民為祖國無私奉獻的熱血。延安圣地的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培育了他艱苦拼搏直率坦誠的習性。更使得他對生活充滿熱愛，對未來充滿了堅定的信心，尤其對他后來不僅要拼智慧而且要拼意志和信心的核動力事業很有助益。因此他成為了——

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

        1951年，彭士祿被派往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學習了5年化工機械。他倍加珍惜這5年的學習時光，學習成績十分優異。

        1956年，因國家建設的需要，中國政府把原子能工業建設列上了議事日程。陳賡將軍到莫斯科選了一批優秀學生轉學原子能知識。彭士祿因畢業于化工機械學院并學業優異，成了莫斯科動力學院核動力專業的進修生，兩年后學成回國。1958年，中國政府批準了《關于開展研制核動力潛艇的報告》。原子能所十二室承擔了核動力堆的研究設計任務，搞出了一個初步設計方案。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中央決定重點研制原子彈，潛艇核動力裝置研制暫時讓路，只保留少數人員成立47-1室，任命彭士祿為副主任，繼續工作、細水長流、待機再起。
        彭院士說：“當時條件很差呀，室里的大多數人都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而且學的都不是核專業。怎么辦?我就和其他幾位留蘇的同事當起了老師，開設了反應堆等五門專業課給他們講，兩年后，他們都成了核動力學的專家。那時，我們是吃著窩窩頭搞科研的，有時連窩窩頭都吃不上時，我們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研究室每人每月的辦公費才5元錢，這里面還包括出差費、辦公用品費……那時沒有電腦，大家就拉計算尺、打算盤，那么多的數據都是沒日沒夜地算出來的。條件雖然艱苦，但同志們的士氣高昂。就這樣，在缺乏技術資料的情況下，作為主要技術負責人的彭士祿主持確立了中國第一艘核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設計方案，創造性地建立了一整套核動力裝置靜態和動態主要參數的簡明計算方法，為滿足核潛艇的總體性能要求，在主參數選定、主設備選型、各系統匹配等方面起了重要指導作用。設計中，他敢于否定國外破冰船核動力裝置工作壓力為200大氣壓，而改為140大氣壓(后破冰船改為130大氣壓)；在負責擴大初步設計和施工設計中，他提出的核燃料組件的結構形式及其控制棒的組合方案，不僅組合靈活、制造簡單、便于布置，而且能使反應堆在安全可控的條件下工作。他還親自計算并最終確定了核動力裝置最佳熱工參數的選擇，并組織科技人員決定了堆芯結構、反應堆壓力容器的幾何尺寸、形狀、開孔位置與數量，以及密封方法。同時，他還主持了屏蔽電機全密封主泵的研制并取得成功，達到了當時國際先進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

        1965年5月，我國核潛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馬。此時的彭士祿帶領他的戰友們更加干勁十足地完成了擴充設計并及時對重大設備訂貨。

        核潛艇就像一座龐然大物，而研制它又是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這座龐然大物不但要在水下航行，而且有時候要連續航行100多天，要求里面住著的100多名官兵在水下的工作、生活要和陸地上基本相近；研究核潛艇涉及核工程物理、自動控制、精密機械、電器、材料等幾十種專業技術，牽涉的研究所和工廠有幾百個，組織管理也涉及國務院各部委、各省市幾十個部門……

        1966年，文革到來，陸上核動力裝置工程項目也受其影響進度極為緩慢，直至1968年夏，核動力裝置的主廠房基坑還未挖出，距中央指定完成運行的日期只剩下短短的20個月!
時間、形勢、任務，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1967年8月，中央軍委發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個關于核潛艇工程的《特別公函》，毛主席簽發了“7•18”批示。公函強調，核潛艇工程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準的，對國防建設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沖擊研究生產現場，不得以任何借口停工、停產，必須保質保量按時地完成任務。這個《特別公函》調動了一切力量，在工程指揮部和試驗基地軍管會的統一領導下，8000多名工人、干部、技術人員和解放軍戰士為奪回失去的時間日夜奮戰。全體參試人員憑著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全心全意、一絲不茍地奮力拼搏，為毛主席爭光，為全國人民爭氣。1969年10月，核動力裝置大廳進入安裝階段，近萬臺件的設備、管道、電纜僅用了半年時間就全部安裝到位了。經過一年時間的搶建，物理、熱工水力學、結構力學、化學、材料腐蝕、自動控制、儀表等十幾個實驗室也建成了，并投入了實驗運行。

        那是一段難忘的時光。直到現在，彭老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技術攻關的日日夜夜：有多少個夜晚，他和同事們為某個設計方案討論到東方發白，又有多少個技術難題讓他煞費苦心，忽然又因靈光一現而豁然貫通、迎刃而解。

        1970年7月15日下午，正在基地做核潛艇陸上模式堆準備啟動工作的彭士祿被緊急召進北京，向中央專委匯報工作進展情況。周總理聚精會神地聽著彭士祿他們的匯報，不時地詢問著關健的環節。周總理說：“現在的試驗已經經過了設計、設備、安裝、調試四大關，但是要記住：還有一個試驗關!千萬不要認為已經是百分之百地有把握了，就不在乎了。哪一個環節不加以注意，試驗都要出問題!科學試驗與革命工作一樣，既要大膽積極，又要有步驟地、穩妥地進行……”會后，周總理用自己的專機送彭士祿等專家一行回實驗基地。臨行前，周總理特意熱情地握著彭士祿的手說：“小彭，記住，你是海豐人，永遠不要改名換姓!”彭士祿最懂得總理的用意，海豐是第一個建立中華蘇維埃政權的地方，周總理要他記住自己是海豐人，就是要他繼承和發揚海豐人民無私無畏的斗爭精神；周總理要他永遠不要改名換姓，那是因為在血雨腥風的時代里為了免遭國民黨反動派的殘害，他不知改過多少個姓，換過多少次名，最后還是黨給他恢復了原姓，取了屬于他的名字。

        1970年7月25日，反應堆開始緩緩按九步提升功率，而每提高一個數量的功率，出現的險情也越多。“報告，一回路主管道應力指示過高，超過設計值一倍多。”操作員的報告使大家大吃一驚。這可是不祥的預兆。萬一主管道破裂造成失水事故，其后果將不堪設想!還能試驗嗎?彭士祿決定立即進行現場檢查和分析，結果發現，是由于應變片質量不好而測出的假應力值。于是立即拍板繼續運行實驗并更換應變片。試驗結果證明他的判斷和“冒險”是正確的。
“報告，出現停堆信號，控制棒已全部落下并停堆。”連續幾天出現停堆事故，原因何在?何況每次檢查的結果都沒有異常的現象。經過論證分析，彭士祿認為反應堆停堆信號燈過多了，太安全反而不安全了，可謂是物極必反。于是他果斷地拍板把多余的4個停堆信號燈拆除。此舉不僅保證了反應堆的安全，而且也保證了反應堆的可靠運行。

        1970年8月28日再次進行主機滿功率試驗，8月30日18時30分，指揮長何潛噙著熱淚，顫抖著聲音宣布：主機達到滿功率轉數，相應的反應堆功率達99％。

        “我們成功了!我們成功了!”人們盡情地歡呼著。而此時的彭士祿卻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沉重的眼簾垂了下來，頭靠在椅背上，顫抖的手費力地摸出一包煙，一口氣把一支煙吸掉了半截。

        為了提升功率，為了保證試驗成功，他已經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仿佛連分享成功喜悅的一絲力氣都沒有；為了提升功率，他連家都顧不上管；為了提升功率，他把惦念親人的悲痛深藏在心底。就在實驗的緊張時刻傳來消息：彭士祿96歲高齡的祖母，一個為中國革命事業獻出了6個兒子、兒媳的老人被“四人幫”投入了監獄，實行無情迫害，并誣蔑她是“黑幫”、“地主婆”、“慈禧太后”；為了革命，已犧牲多年的父親彭湃被“四人幫”捏造材料打成了“大叛徒”：他的親弟弟彭洪被迫害致死；他的堂弟的首級被造反派砍下來懸在了海豐城頭示眾。他的妻子多年患風濕性心臟病，但為了支持丈夫的事業，放棄了她所熱愛并從事多年的教育事業，來到常年潮濕的山溝里為模式堆的啟動運行而努力奮斗。8歲的女兒突患肝炎住進了醫院，而日夜都在核動力堆上拼搏的彭士祿夫婦倆卻都不能守護，女兒被醫院隔離在一個簡陋的木板房間里，只能孤獨地與從房縫里灑進來的月光對話。媽媽好不容易才擠出一點時間來看女兒，而女兒卻輕輕地對她說：“媽!是我拖累了你們的工作，別告訴爸爸我生病了，等試驗成功了再告訴爸爸……”兒子一個人去洗澡，不慎被碎玻璃瓶扎破了腳，左腳大腳趾的筋全被割了，縫了11針，留下的殘疾是大腳趾至今不能自由彎曲。而兒子同樣不讓母親告訴爸爸……回憶艱辛歷程，彭老動情地對記者說：“我們的成功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決心、英明決策和領導的支持外，靠的就是愛國之心、群體的智慧與合力，靠的是一股‘孺子牛’的犟勁。我們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在整個核潛艇的研制過程中，不知有多少艱難險阻，多少技術難關，多少協作項目，都是靠所有參加研制工程人員的高度責任心，同心同德、齊心協力，不計任何名利報酬，嚴格按科學規律，歷盡艱辛地奮斗才取得成功的。在這一宏偉工程中，我只是和他們一樣地努力盡職盡責，做了鋪磚添瓦的工作。”

        1971年，核潛艇首航。彭士祿他們用6年時間和智慧心血鑄就了一個成功的事實，創造了一個偉大的奇跡。這6年的核動力創新，使彭士祿在1978年被國防科工委任命為中國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

建設中國核電站

        彭士祿為秦山一期核電站的堆型選擇、方案確定起了關鍵性的決定作用。

        在我國原子彈爆炸后，周總理主張建設核電站，提出我們不能光有“彈”而沒有“電”，應從長遠解決華東地區用電問題。1970年2月8日，上海市組建了核電站工程籌建處，定名為728工程。核工業部當時抽調核二院歐陽予總工到728工程主持技術工作。時值“文革”期間，該工程由“工宣隊”主管。在技術方案上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12．5萬KW熔鹽堆方案，一是以歐陽總為代表的壓水堆方案。但熔鹽堆方案得到“工宣隊”的支持，把力量都集中到熔鹽堆上。

        1972年夏天，時任六機部七院719所副所長兼武漢分部負責人的彭士祿出差到上海處理核潛艇設備的后續問題。上海728工程籌建處趙嘉瑞與黨委書記萬鈞找到彭士祿，請他聽取728工程方案匯報，彭士祿答應前往，并于次日上午來到上海728院。728院介紹的方案是熔鹽堆方案，功率為12．5萬千瓦，是為匹配12．5萬千瓦的水冷發電機。彭士祿當場發表看法，認為該方案的優點是載熱體熔鹽溫度高達450度以上，電站熱功率也高，可達40％以上，看來很先進、氣魄，但從實際出發實在不可行，因熔鹽熔點高，在常溫下是固態，反應堆啟動、停堆在役檢查、維修、設備更換極為困難。他認為熔鹽堆方案不可取，應予否定，并建議改為壓水堆方案，容量可暫定為30萬千瓦，因當時國內火電廠單機容量最大也為30萬千瓦。會上，大家聽了彭士祿的意見后熱烈鼓掌，表示贊成改為壓水堆方案。一個月后，彭士祿從719所武漢分部帶領40多人到上海與728院的同志匯聚在一起，開展壓水堆30萬千瓦方案設計，確定主參數、系統配置、主設備選型等工作。經過雙方努力完成了方案設計，并于1974年3月底向周總理及中央專委匯報。匯報會上，壓水堆方案得到周總理的肯定和認可。周總理在參觀模型時問彭士祿，核廢物如何處理?彭士祿說，經處理后深埋在無人的深山中。總理又問，這是你在蘇聯學來的?彭士祿說，全世界都是這樣辦的，總理笑著吩咐，應該為子孫萬代著想，要認真考慮核廢料的處理問題。會議結束時，周總理要求各有關部門調人到上海支持728工程的工作。會后，719所武漢分部調了20多人到上海728院工作。正巧，1974年美國宣布熔鹽堆下馬。

        1974年3月，秦山30萬千瓦核電站方案被批準。由于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等各種原因，直到1985年3月才開工建設，1991年12月投產運行，至今已安全運行15個年頭。

        緊步秦山核電站之后，廣東省電力局也提出發展核電的構想。他們欲借外方之力合資開發核能源，于是找到了合資伙伴香港中華電力公司。雙方有了合資意向之后，廣東方面便向國務院打了報告。當時的國務院主要領導表示支持，但覺得沒有經驗和把握。于是，廣東方面又提出找一位核專家來把關指導，國務院便“欽定”了彭士祿。

        1983年2月，彭士祿帶領參加過核潛艇工程的10名技術骨干來到廣東。

        在這之前，廣東電力局做了初步的選址工作，勘察了4個地點，但難以敲定。彭士祿對4個地點考察權衡后，首先把核電站地點選定在大亞灣。他說，大亞灣在香港50公里以外，離深圳也有40公里左右，且附近的海水平凈，冷卻水源充足，淡水來源豐富，山坡矮小便于施工，又只有一個小村莊幾十戶人家的移民工程，更主要的是這里的地質構造好，沒有發生過地震……在大亞灣，彭老把握了核電的發展前景，在總圖設計上頗有前瞻性。在當時的國際環境里，法國愿意向我們出讓核電技術，彭老就同法國核電專家進行談判，讓他們做了4臺機組的總圖設計。但香港投資方有顧慮，他們還沒看到核電的潛在效益，只同意建設兩臺。不過彭總心中有數，沒有因他們的顧慮而改變自己的決定，他堅持按總圖征集了土地。

        如今，香港人嘗到了甜頭，又在彭老當時征地范圍內建設了兩臺機組。2006年彭老再到大亞灣考察時，電站的朋友們說，彭總真有眼光，有氣魄，在當時國家還沒有立項的情況下，就征地并搞了“四通一平(通路、通水、通氣，通電，平整土地)”工程，而且沒有遺留任何問題，他們現在都是接續彭總的辦法干的。

        要完成好“四通一平”工程，一個不可忽視的環節是要把移民安置好，盡管只有幾十戶人家，搞不好也會帶來很多麻煩。彭士祿對移民沒有經驗，但他把握兩點：一是要按政策辦事，二是要滿足移民們的利益要求，該給他們的一點也不能少。

        彭士祿與當地政府協商，要尊重移民的愿望，由村民們自己選擇搬遷的地點，然后為他們蓋房，每戶兩層樓，連帶墳墓遷移(部分是香港人的)。樹木賠償等等都在一年之內全部完成。彭老回憶說，我們一步到位干得很徹底，村民們以積極的姿態支持大亞灣核電建設，都高高興興地搬遷了。他們住上的新村很漂亮，用現在的話說，稱得上社會主義新農村了。

        彭士祿善于就地取材，他想就著電站附近的一條大水溝修筑一個堤壩蓄水，供應核電站每天所需的10000立方米淡水。但也有人不同意，擔心堤壩垮塌給電站帶來后患，建議從40公里以外的一個水庫引水。彭士祿認為這個建議也不無道理，倘若垮壩豈不殃及電站?可他沒有停留在這個建議上，而是反復考慮。他想，若沒有附近這條水溝，從40公里外的水庫引水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途徑。可有了這條可利用的水溝，還要從40公里以外引水，這種舍近求遠的做法并非上策。一方面與民爭水，一定會發生矛盾；另一方面也不安全，40多公里的管道很容易被破壞。我們一定要建個質量一流的堤壩，那樣危險就可避免了。

        彭士祿堅持就近取水，修了堤壩，如今這堤壩固若金湯，安然無恙。

        緊接著，彭士祿開始與法國進行技術談判。他找來一個法國電站做參考，了解了法國電站的技術情況，設備價格等等。為了加快與香港中電、法國、英國的談判，他集中了一批精兵強將，組織了強有力的談判班子，進行了艱苦的談判工作。經過努力，與香港中電談妥了出資比例、分配電量比例，只剩下電價和輸配電分工與接口。對法國談判已確定參考電站和M310技術，剩下供貨范圍、選項和價格。與英國的談判，因GEC生產過60萬千瓦和120萬千瓦氣輪發電機組，但未生產過90萬千瓦機組，還要摸清GEC的技術底細。

        彭士祿認為，廣東核電走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之路是正確的，對我國核電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我們提倡自力更生，  自主創新建設我國的核電。自主創新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原始創新，完全自主發明，另一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這也是一種創新。我們的核電站應該走出一條原始創新的路來。同時，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也是可取的，它可以縮短我們探索的過程……

        他說，他在大亞灣學到了三點：一是懂得了一些經濟，二是驗算了法國核電的主要參數，三是學到了點管理學。他提出了三大控制一一進度控制，投資控制，質量控制，經過自己的計算得知并告訴大家，若耽誤一天工期會損失100萬美金……

        彭士祿院士還對年輕一代核電人說了四句話：責任第一、安全第一、不斷學習、  勇于創新。

        他說，年輕人無論做任何事情都要“坐下來，鉆進去，入了迷”，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有了這些，任何艱難險阻都能克服。

        1986年，彭士祿調任中核總任總工程師，負責秦山二期的籌建工作。當時是決定引進外國的核電站，與德國談了一年多沒有談成。之后，趕上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對中國實行制裁，談判無法進行下去。當時彭士祿覺得光靠外國不是辦法，就寫信給國務院提出要“以我為主，中外合作”建設核電站。而且只能搞60萬千瓦，因為在當時國力還不能搞100萬千瓦級。后經國務院同意確定了自力更生、以我為主來設計建設60萬千瓦的秦山二期核電站。彭老對秦山二期核電站的成功建設作出了三大貢獻：一是選點，確定在楊柳山建秦山核電站；二是提出股份制，建立了董事會制度；三是進行初步設計，親自計算了核電站主參數、編制計劃與投資。

        經選址定點之后，項目開始上馬。彭士祿堅持首先要建立董事會制度，參考大亞灣的運作模式運行。為了募集資金，他帶領著一班人，一個星期內馬不停蹄地跑了安徽省、浙江省、江蘇省和上海市，請這三省一市一起來投資。后來，中國核工業總公司、華北電力公司，與三省一市共同出資成立了核電秦山聯營有限公司，中核總黨組任命彭士祿為秦山二期的董事長。他仔細地計算了60萬千瓦核電站的主要參數、技術、經濟數據，編制的“一級進度表”得到了美國專家的極大贊賞。秦山二期一級主參數有100多個，全部都是彭士祿計算出來的。
他同時還列出了設計、設備訂貨制造、土建、安裝、調試等一級進度計劃表……有人說，他是董事長干了總工程師的活，100多個主參數的計算，只用了一個星期，而且全都是利用晚上的時間就完成了。

        彭士祿院士還是首次把招投標制引入核電工程建設的。他說，對于設計和制造，我堅決主張實行招投標制。這在當時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一些同志仍按計劃經濟時期的做法主張設備要定點生產，爭論得很厲害。最后，彭總拍板，堅持設備、定貨實行招投標制，設計由誰來做也全部實行招投標制，招投標制解決了靠拉關系爭項目的不良現象，充分發揮了各個參建單位的特長，核二院就是通過招標爭得了總包院的地位。實踐證明，當時這一做法是正確的。在當時實行招投標制，也得罪了一些人，但彭總是個急性子，看準的就拍板決定。
在多年的科技生涯里，熟悉彭士祿院士的人都說，他會打工作生活三張牌，那就是——

簡單牌  懶漢牌  糊涂牌

        先說“簡單牌”。彭老說：“凡事越簡單越好，”做事要做“減法”。他是急性子，直脾氣，遇事不愿意在煩瑣復雜中去糾纏。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個方面盡量簡單，已然是他的習慣，這種習慣讓他把很多時間和精力用在科研上。他習慣于在千頭萬緒、錯綜復雜的情況下，抓住主要矛盾解決問題，那樣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作為核潛艇的總設計師，他是方案的拍板人。所有的方案，他有70％的把握就拍板了，因而，他也被同事們譽為敢于拍板的“彭拍板”。他說，對科技工作者來說，時間就是生命，就是效率，就是財富。他很不習慣爭論，長時間的爭論會誤很多事，最后還是得靠實踐來解決。有些問題要趕快定下來，再通過實踐看看對錯。對了就堅持，錯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這比無休止的爭論要高效得多。

        他說，如何做到70％的把握要看人的綜合素質。綜合素質來源于廣博的知識、信息、經驗、膽識、悟性和判斷力。綜合素質提升了，70％的把握也就出現了。有了70％的把握，那30％就交給實踐去解決。彭士祿院士拍板的事都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所以，他“彭拍板”的美譽也是很有價值的。有人說，核潛艇是彭士祿拍成功的，這話確實道出了“彭拍板”這個愛稱的實踐意義。

        在廣東大亞灣時期，有位美國專家拜訪彭士祿時說，中國的核潛艇研制成功了，就可以搞核電站，為什么還要買外國人的呢?彭老用一個簡單的比喻讓對方聽懂了，他說，中國乒乓球打得還可以，可是足球卻踢不出去。因潛艇核動力很小巧，而核電是龐然大物。1986年4月26日，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出事故了，香港100萬人簽字反對大亞灣核電站建設，他們認為核電站出事故像原子彈爆炸一樣，其實，核電像啤酒，鈾含量約為3％；而原子彈像酒精，鈾含量高達90％以上，酒精用火一點就著，而啤酒是點不著的……一句簡單的話讓人們懂得了很多。     再說“懶漢牌”。彭士祿很喜歡培養年輕人，包括他的子女。他說，人有了一定的地位、權力、成就、資格后，就容易自以為是，倚老賣老，總認為自己是對的，容易對別人做事不放心，這很容易阻礙新生力量的發展。他說，  世界變化很快，新技術發展更快，年輕人思想活躍，接受新生事物快，我們沒有必要什么都把持在自己手里，沒必要認為自己都是正確的。要學會打“懶漢牌”，放手讓年輕人去干。事情是，你聽過會忘記，見過會記得，做過會明白。不放手讓年輕人去做，優秀的人才就難以涌現。老者要為年輕人讓路，讓舞臺，大膽地讓年輕人去創新，錯了也不要責難和批評，要引導和鼓勵，并勇于承擔責任。

        彭士祿手下出了很多優秀人才，包括他的兒女，都是他的“懶漢牌”打出來的。

        最后看看他的“糊涂牌”。彭士祿說，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涂人更難。在他的人生歷程中對公總是明明白白的，對私，諸如名利、晉升、調級、受獎、漲工資等等，卻很糊涂。他現在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錢，也不知道上下班坐的是什么牌子的車，更不知道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然而，凡是工程技術大事他卻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當年搞潛艇設計，用的是一臺手搖計算器和計算尺。為了建立反應堆物理的計算公式，科技人員用這臺手搖計算器和計算尺計算了十幾萬個數據，最后確立了自己的計算公式。有人認為已弄清楚了，但他卻對反應堆在常態下能否安全受控沒有可靠的把握，這里他還有點“糊涂”，因為理論值與實際值還有一定的差值。于是，他又主持做了1：1的零功率試驗。結果發現了誤差，修正了公式，補添了近一倍的可燃毒物棒，保證了反應堆在常溫下安全可控。

        彭士祿喜愛喝酒。當年在蘇聯的一次畢業生聚會上大家因高興喝了好多伏特加酒，那天同學們都喝醉了而他沒醉，那一次他發現自己
能喝酒。

        彭老雖喜酒，但很少有喝糊涂的時候，什么時候喝酒，什么時候喝多少酒他都明白。在研制核潛艇及核電站建設的過程中，有時候為了驅趕疲勞或御寒，他常與同事們把酒暢談，還喜歡多喝點。他真的放量痛飲，還是在核潛艇水下試航成功的慶功宴上。那天，他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于是盡興豪飲，喝得酩酊大醉，糊里糊涂。

開墾核動力事業的墾荒牛

        彭士祿院士家中寬大的寫字臺上放著“三件寶”：一是中國第一艘核潛艇處女航的紀念瓷盤：二是友人贈送的核電站模型；第三件是20世紀80年代，他任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總指揮時，一個炊事員送給他的“墾荒牛”陶瓷塑像。夫人說，她最喜歡第三件，因為老彭就像一條墾荒牛。

        這個比喻再貼切不過了。

        夫人講了彭老好多年前的一個故事。一天早晨，彭總坐在床上發愣，夫人問：“你想什么?”彭總說：“想我的第一夫人。”夫人說：“哦，想我呀……”彭總馬上說：“不，我的第一夫人是核動力。”夫人說：“好，為這個我讓。”第二夫人該是我了吧?”彭總說：“第二夫人是煙酒茶，第三夫人才是你。”夫人擰了他一把說：“我是第三夫人?不干，離婚!”彭總馬上說：“好好好，小瑪莎(夫人的名字)升為第二夫人!你對我的事業沒說的……”夫人知道，盡管幾十年風雨相伴，事業總是丈夫的第一生命，愛情是無法與之競爭的。

        中國制造核潛艇時，正處在被封閉和十年動亂中，20世紀60年代初期蘇聯撤走全部援華專家，那么，中國能夠制服反應堆這個核魔嗎?當時，不要說外國人，就是國內也有相當一些人持懷疑態度，但彭士祿卻充滿信心，他說，征服核魔必須解決兩個關鍵問題：一是推導各種主參數的計算公式，二是核燃料采取什么組件形式。

        1984年，彭夫人到大亞灣探親，昝云龍、潘燕生等老領導找彭夫人談話，希望她勸說彭士祿做事不要太急。當夫人正式向他轉達領導的教誨時，他卻與夫人展開了辯論。他說，時間就是金錢，要大干快上，“快”了質量才能出來，耽誤一天損失100萬美金。彭夫人有些接受不了地說，光強調快而保證不了質量，萬一出了問題怎么辦。彭士祿說，你什么事都不干怎么行?我干了100件事，錯了5件，我還有95％的成功率，最終干成了95件；而你不干就一件沒有。他永遠屬于敢干敢沖型的，鼓勵爭論，不盲從，不盲干，強調效率。他的名言是：“不怕別人怎么說，在別人的議論中走自己認為正確的路”。后來很多事情證明他是正確的。如果不是當年前期工程上的快，建設工地已經鋪開，后來香港一反核，可能大亞灣核電站就不知道會被推遲到何年了。

        彭士祿院士是開墾我國核動力事業的墾荒牛。

        從潛艇核動力，到秦山一期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再到秦山二期核電站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和汗水。他所從事的工作是墾荒，他屬牛，他的性格也確實像一頭牛。他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勁，不做則已，一做到底。他那堅強的毅力和耐力使他能克服重重難關，直到最后勝利。如今，彭士祿雖己年過耄耋之年，但他的那顆“裂變”著的心，仍然像滿功率運行的核動力堆那樣燃燒著、沸騰著。他還在孜孜不倦地為我國核電站的建設從技術上、經濟上進行新的探索，出謀劃策、日夜奔忙……

記者備注

        由于保密的原因，這里無法展示彭士祿院士的主要科學論著，亦無法更多地描述他對中國核事業的卓越貢獻。但彭士祿院士淵博的學識以及對理想的追求也是人所共知的。為了完成發展中國核工業的歷史使命，他以無私奉獻的高尚品德和科學求實、嚴謹治學、勇于開拓的精神，以及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崇高品德，在中國核動力領域和核電領域取得了光輝的業績。他是中國科技界的楷模

撰稿人：楊新英
單  位：中國核工業報社
職  務：編輯、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