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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40年前的門外漢，到如今的技術裝備輸出國，中國的核電發展歷程，是改革開放40年來又一個歷史見證。

    1978年的12月4日，在中法兩國政府簽訂關于發展經濟關系和合作的長期協定前，鄧小平會見了法國外貿部部長一行，并在回答法國記者的問題時表示，中國已經決定向法國購買兩臺核電機組。這是鄧小平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首次提出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和資金，開啟中國核電“高起點高起步”的重要舉措。

    這兩臺核電機組最后成為了廣東深圳大亞灣核電站的種子。“深圳要辦好兩件事，一是建設核電站，二是辦好深圳大學。”據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到1994年，鄧小平先后11次就籌建大亞灣核電站問題聽取匯報、作出批示。

    40年來，中國核電產業以大亞灣這個國內首個大型商業核電站做“高起點”起步，走出了一條“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自主發展之路，通過打造三代技術華龍一號，實現了核電走向世界。

    “這是了不起的事情”

    在上世紀70年代，由于世界核電技術進步迅速，核電的安全性、經濟性已經得到能源電力界和公眾的認同，加上當時世界石油危機的刺激，很快掀起了一陣全球性的核電發展高潮。核電站單機容量從中小型發展到100萬~130萬千瓦大型機組，并趨于完善、定型、成熟階段，特別是在法國、德國（西德）引進美國西屋公司壓水堆技術之后，核電迅速發展的成就，對中國關心核電事業的各界以極大鼓舞。

    1978年四五月間，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常務副省長的王全國隨谷牧副總理出訪西歐。在法國，代表團見到了核電這種新能源。多年后提及那次出訪，王全國仍用“大開眼界、很受刺激”來形容那種心理震撼。

    出于對核電的熱愛，王全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站”“不干省委書記搞核電”。1984年年底，彼時65歲的他從湖北省委常務書記的崗位上調任到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

    通過這次訪歐，王全國萌生了“在廣東建設核電站”的想法，以此解決廣東缺電問題。當時，改革大潮其實已經在廣東涌動。廣東省經濟當時在全國僅居中下游水平，卻因能源資金貧乏、電力過度緊張，工廠經常一周開四停三。長期負責主管工業和經濟的王全國面對這一狀況，幾乎束手無策。

    關于廣東到底需不需發展核電，國家層面經過了反復論證后，1978年年底，鄧小平終于作出了從法國引進核電的上述決定。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當時，擺在面前的是：沒有資金、沒有技術、沒有設備、沒有人才、沒有經驗的難題。其中，資金是最大的攔路虎。這兩臺機組的建設，初步估算需要近40億美元，而1978、1979年間，國家外匯儲備還不到40億美元。

    正在廣東省為籌建核電站愁眉不展時，1979年5月，美國國際核能公司總經理林杰克造訪廣州時帶來一個石破天驚的方案——在廣東省建設核電站，把部分電量賣給香港，以取得的外匯償還建設核電站所欠外債。

    林杰克的方案，讓王全國大喜過望，腦海中迅即閃過“不謀而合”四個字。對于深圳特區建設，鄧小平給的指示是：“殺出一條血路來”，而“借貸建設、售電還錢、合資經營”正是在當時國家財政困難形勢下，一條解決核電站起步建設資金和外匯問題的“出路”。這讓廣東省看到了率先建設核電站的希望。

    從1979年開始，粵港雙方以“合資經營”為基礎，開始共同推進大亞灣核電站的工作。在當時許多人還在為“姓資姓社”爭論不休時，大亞灣核電站大膽引入港資建設，備受關注。與此同時，大亞灣采用的“借貸建設、售電還錢、合資經營”模式，打破了此前中國重大項目均由國家投資的模式，在重大項目投資領域開辟出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經費來源是借貸，這在國際上是普遍的，但是在中國還是第一次。當時國家層面覺得風險太大，40個億的美元還不了怎么辦？”曾任大亞灣核電站廠長的濮繼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但是最后鄧小平做了決定。”

    在國家層面經過幾年反反復復討論后，1984年，大亞灣核電站正開展前期工作，現場一片開山填海的繁忙景象。是年1月，鄧小平視察深圳期間親自作出指示：“深圳要辦好兩件事，一是建設核電站，二是辦好深圳大學。深圳核電站的同志要加倍努力，把工作做好！”

    1985年1月18日，廣東核電站合營合同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次日，鄧小平親自接見了參加簽字儀式的香港中華電力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勛爵。

    會談中，鄧小平說：“大亞灣核電站是中外合資的最大一個項目，這是了不起的事情。這個項目的意義，不僅是最大的合作項目，而且對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以及增加香港人的信心起到重要作用。這個項目協議的簽訂，不但在七年建設過程中，而且在1997年以后還會產生影響，把大陸和香港的經濟聯系得更緊密了。別人怕冒風險，而你不怕，你帶了頭。”

    鄧小平與嘉道理約定，“再過7年，你93歲，我87歲，開一個慶祝會，用這個合作項目作為我們對外開放的典范。”這就是后來被人們廣泛傳頌的“世紀之約”。

    當日，新華社為此播發了新聞通稿：鄧小平指出，廣東同香港合營的廣東核電站“對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增加香港人的信心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鄧小平強調說，“我國的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的政策，是一項長期持久的政策。有人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會導致資本主義。如果真的導致了資本主義，那么，我們的這個政策就失敗了。我們的回答是，我們的開放政策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會有一部分資本主義的東西進入。但是，社會主義的力量更大，而且會取得更大的發展。社會主義的比重將始終占優勢。”

    1985年2月，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舉行了開業典禮，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最大的合資企業、最大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由此誕生。

    這個當時國內最大的合資項目的落成，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創舉。

    “建核電站不能改變”

    然而，正當大亞灣核電站的籌建工作順利推進時，1986年4月26日凌晨，蘇聯發生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由此滋生的“恐核”情緒也波及到距大亞灣50公里外的香港。“大亞灣核電站將使香港成為一座死城”等停建、緩建聲浪迭起，由民間團體組成的“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發表了據稱有102萬人簽名的公開信《要求停建大亞灣核電廠》。

    “那時候的情況非常緊張。”香港中華電力核電高級總監鄧志祥在香港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回憶，“很多人走上了街頭。”甚至有人認為，“中國連一個廁所都管理不好，這么大的核電站能管理好嗎？”

    “反核”風波聲勢浩大，剛剛起步的大亞灣核電站面臨夭折的危機。關鍵時刻，作為廣東核電合營公司董事長的王全國于當年7月6日致電國務院領導，力陳“建設大亞灣核電站的堅定態度”。電報發出后，他夜不能眠，再擬電稿并于次日一早又向中央發了第二封電報。

    事態緊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鵬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鄧小平。7月10日，鄧小平秘書王瑞林向李鵬傳達指示：“王全國同志和港澳工委給中央的電報已送小平同志看過了，小平同志說，中央領導對建大亞灣核電站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中央充分注意核電站的安全問題。”7月11日，鄧小平再次指示：“建核電站不能改變。”

    隨后，李鵬召集核工業部、外交部、港澳辦等有關部門按照鄧小平的指示部署應對工作。當時，水電部副部長彭士祿在香港被大批記者包圍提問。問及核電站會不會爆炸時，彭士祿回答：“原子彈像白酒，點著會燃；核電站像啤酒，怎么都點不著”。這個有趣的比喻，直到今天還常常被核電科普工作引用。

    在中央及國務院的正確決策和合營雙方共同努力下，到9月下旬，這場風波才得以逐漸得到化解。

    中國核電年發電量情況

    1994年2月，歷經七年建設，大亞灣核電站1號機組正式投入商運，中國商業核電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這一年除夕，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人民發布了一條消息：“鄧小平同志得知大亞灣核電站1號機組順利投產的消息后，很高興。今天上午，他請李鵬同志轉達他的祝賀，并對大亞灣核電站的建設者們、科學技術人員表示感謝。”

    王全國聽到這一消息，感慨萬千地說：“小平同志以這種方式表達對一個企業的祝賀，在我的政治生涯中還是第一次。”

    建成后的大亞灣核電站，75%的電力供應香港，25%供應內地，電力銷售收入主要是外匯，且電價不錯，對償還外債非常有利。此外，核電站還建有配套的廣州從化抽蓄電站，大幅度增加了高峰電出力，同時一直安全高效運行，保證了企業良好的經濟效益。

    第一財經記者從中國廣核集團獲悉，大亞灣核電站此后運行的15年來，每年實現利潤50億元人民幣，按照出口信貸合同履約安排，按時還清全部外債本金和利息共計53億美元，雙方股東也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回報。

    大亞灣核電基地目前擁有大亞灣核電站、嶺澳核電站（一期、二期）共6臺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是全球最大的輕水壓水堆核電基地。自1994年首臺機組投入商業運行以來，一直保持安全穩定運行，安全運營業績優于國際先進水平，近年來穩步保持在國際第一方陣。

    世界核營運者協會的WANO指標是國際上衡量核電安全水平的重要指標。2017年大亞灣核電基地六臺機組72項WANO指標中，有61項達到世界前四分之一的先進水平，先進率達84.7%，其中53項達到世界前十分之一的卓越水平，卓越率達73.6%，創六臺機組投產以來的“歷史最佳”。

    走向世界

    由于當時中國在核電站建設的管理方面沒有經驗和人才，因此，在引進法國核電機組的同時，也引進了法國核電專家。王全國認為，請外方人員的目的，是帶好、教好中方員工，使中國人員盡快掌握核電站的運行管理。

    大亞灣核電站曾是深圳外國人最密集的地方，最多時超過2000人，大部分工程技術崗位都有外國專家擔任，為了使國外專家能安心工作，大亞灣建起了專家村。第一財經記者看到，這里環境優美、條件舒適、功能齊全，不僅有超市、西餐廳、運動場、活動室，還專門設立了國際幼兒園。

    法國人的管理方式讓濮繼龍非常震驚。“當時有很多人來到大亞灣之前，坐在火車上就想象，現場一定是鑼鼓喧天、彩旗飄飄。”他向第一財經記者回憶，“但到了現場之后，完全不是這樣的，相反，那些外國專家走起路來不忙不亂、優哉游哉的。”

    讓濮繼龍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為了趕工，中方員工“吃飯在現場，整天在那兒干”，“后來法國人一看生氣，通通給我撤走。因為你在現場吃飯，這會招老鼠，一旦鉆到管子里面把管子堵住，這叫‘不明異物’。”

    “在與法國人的合作中，中方員工學會了系統化思考和系統化管理的方法。過去中國人想問題就是腦子快，正因為這樣，往往投機取巧。中國人很快能夠捉到事情的根本，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萬一你抓錯了呢？”濮繼龍說，“系統化的方法則需要全面的分析和思考，它可能會慢一點，但是絕對不會抓錯重點，絕對不會走錯方向。”

    為了在核電技術人才方面迎頭趕上，從1989年開始，按照與法國電力公司簽訂的培訓合同，中方分三批派出了115人到法國、英國培訓。培訓期平均約為一年，平均每人培訓費約130萬法郎，按當時的匯率計算，約合26萬美元，相當于一個成年人體重的黃金，后來這些人被稱為“黃金人”。

    如今，當年的“黃金人”大都已經成為中國核電事業的中流砥柱，包括中國廣核集團董事長賀禹、總經理張善明，負責英國核電項目的中廣核英國公司總經理鄭東山等。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隊伍，中廣核的核電站才能遍地開花，中國核電才能完成從進口到出口的轉變。

    2016年9月，中英法三方在倫敦簽署了英國新建核電項目一攬子合作協議，確定中國廣核集團參股投資英國欣克利角C和塞茲維爾C、控股投資布拉德韋爾B項目。其中，欣克利角C將采用EPR技術，布拉德韋爾B項目將采用華龍一號技術方案，這是中國自主核電技術首次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賀禹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這是“我國核電走出去的歷史性突破”。他說：“當年，建設大亞灣核電站期間，是法國人和英國人聯手教我們。連地板磚、水泥和電話線都要進口，國產化率僅為1%。如今，我們已經從核電的門外漢，變成了核電技術、裝備的輸出國。”

    賀禹介紹，出口一座華龍一號核電站相當于出口200架中型商業客機，這會帶動中國裝備制造業5400多家企業走出去。

    他同時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廣核將按照“一帶一路”倡議繼續推動核電走出去。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預測，2025年前全球除中國外還會有50多臺新建核電機組的市場空間，這為中國企業進軍國際市場提供了很好的機遇。中廣核將緊抓國際能源市場復蘇的戰略機遇，借“一帶一路”東風，積極布局中東歐、東南亞、西亞、非洲等目標市場，大力推動中國核電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