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核電發展
“核電項目可以建,但別建在我家門口”。這是很多人的心理想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由于市民的抗議,連云港退出了核廢料工廠選址名單。其實,連云港只是近年來我國發生的“鄰避事件”中的一起而已。
“公眾對核能及核技術利用的信心是源于核與輻射安全、防護的理念。” 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副總工陳曉秋說,天然輻射廣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人工輻射也大量使用在醫學、工業和農業生產中。
陳曉秋表示,但隨著人們對電離輻射的生物效應及對人體健康危害的認識加深,加上原子彈爆炸、美國三里島核電站、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日本福島核電站等核事故的發生,公眾“恐核心理”有增無減。他認為,消除人們的“恐核心理”,一方面應加強監管核和輻射安全,另一方面要加大溝通和科普,實現信息公開透明等。
“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往哪建?
上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厄黑爾首次提出了“鄰避效應”的概念,英文字面直譯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在鄰避設施的選址和建設過程中,附近社區、公眾通常持反對態度,這種反對常常是情緒化的,經常通過請愿、游行、訴訟乃至暴力方式阻礙設施修建。
資料顯示,鄰避設施通常具有滿足某種社會需求的功能,旨在為地區或整個國家提供福利,但同時對健康、財產及周邊環境存在直接或潛在的影響。如生態系統破壞,視覺和景觀損害,聲光電污染,引起社區房地產價格下跌和人口遷移等。此外,成本與收益分布不均衡,即社會中大部分人都可享受到該設施所帶來的便利和好處,但大多數環境和經濟成本集中在設施周邊地區,由附近的公眾來承擔。成本與收益的不對稱分布,容易引發矛盾,讓設施附近的居民或組織感覺不公平。
就如核電站的選址。據核電專家介紹,由于核電站選址對人文環境,和對地質、地理、水文、氣象等自然條件的嚴苛要求,世界范圍內,核電站廠址都是稀缺資源。
我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國家核安全局和原電力部、核工業部聯合進行了首次核電站廠址的全國普查篩選,基本摸清了核電站廠址家底。雖然這不意味著永無新資源再發現,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首次資源摸底基數上,不會有太多的增加和變化。
想建核電站的話,可選擇的余地很小,怎樣才能讓周邊的公眾接受呢?
從神秘到公開 從博弈到共享
“核能利用方面,我國和許多國家一樣,采用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標準,是一致的安全與防護方法,完備的安全與防護框架。”陳曉秋說,基于保護人類和環境的“基本安全目標”,確保設施的運行和活動的開展能夠達到合理可行的最高安全標準。
“此外,還需要加強與公眾的溝通和科普,信息更公開透明,消除公眾的誤解等。”陳曉秋說。
以大亞灣核電站為例,項目方為加強與公眾的溝通與交流,專門成立了“核安全咨詢委員會”,主要由香港社會專業人士、知名人士和意見領袖組成,每年召開會議,溝通大亞灣項目相關信息,接受委員咨詢和建議。科普宣傳也從“應急式”向“常態化”轉變,由于核電等項目專業性強,神秘感導致無力感,加劇公眾的非理性焦慮。科普宣傳不但突出專業度、權威性,實事求是,還通俗、貼近日常生活;信息公開從“法定公開”向“全程公開”轉變,在引入監督中構建信任體系。大亞灣核電站建立了國內首個向公眾開放的核電站安全信息公開平臺,與機組同時投入運行;所有運行事件在兩個工作日內公開,接受廣泛的外部和公眾監督等。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徐海云認為,項目還要從“博弈型”向“共享型”轉變,建立更完善的利益補償與平衡機制。“如臺灣很多垃圾場建成花園式的,還建了健身房、游泳池等,垃圾場附近居民免費使用。通過種種優惠和便利措施,讓垃圾場等項目周邊居民感到實惠,感到這些項目與自己生活是和諧的。”
國外應對“鄰避效應”的策略
其實,“鄰避運動”不僅發生在我國,國外也頻頻出現,如美國尤卡山核廢料處置項目選址超25年至今未獲建造許可證,英國高放廢物處置場選址至今未獲實質性進展等。
法國超過75%的電力供應來自核電,在讓公眾科學認識、接受核電,應對“鄰避”方面,法國積累了豐富經驗。
縱觀法國的經驗,贏得公眾對核電等項目的信任與支持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需要開放透明的態度、不斷完善的法律體系及強有力的監管機制。
據悉,法國在2006年頒布《核透明與核安全法》,法國最主要核安全監管機構——核安全局也被賦予獨立監管機構的法律地位,不隸屬于任何政府部門,獨立監管法國民用核設施安全和輻射防護、實施事故調查和應急管理。每年向議會提交核安全評估報告并為政府相關法律法規制定提供專業建議、保障從業人員、公眾健康及環境不受核能利用活動的危害等。
法國《核透明與核安全法》還明確規定,公眾有權準確、及時獲取與核項目相關的信息,任何核項目開展都必須與公眾溝通。
據統計,自2002年以來,法國核安全局平均每年在其網站發布700多份監察報告供機構和個人調閱。該機構還通過公共信息中心、官方網站和多個社交媒體平臺向公眾普及核知識,組織展覽、電影放映和研討會,接待民眾訪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