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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在我國核電發展歷程中，是一個重要的節點。我國終于打破了日本福島核事故以后核電新項目審批長達4年多的停頓，第一次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新批項目。這一年，我國新投入運行的核電機組達到8臺，是1991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我國核電發展受到國家領導人和社會公眾的高度關注，能源的綠色發展和推動核電“走出去”成為我國外交活動的重要內容，內陸核電建設和核安全也成為熱議的話題。

    福島核事故后首次有新項目獲批，“華龍一號”正式開始建設

    2015年3月10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文核準建設遼寧紅沿河核電站二期項目5、6號百萬千瓦核電機組。這是2011年福島核事故發生后4年以來，我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新批核電項目。紅沿河二期獲批被認為是中國核電重啟的標志。

    2015年5月7日，“華龍一號”示范工程——福建福清5號核電機組正式開工建設。8月20日，采用“華龍一號”的巴基斯坦卡拉奇K2/K3項目正式開工。海內外同時推進 “華龍一號”示范工程建設，對我國核電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8臺機組投入運行，在建機組數目占全球三成

    2015年，我國有8臺機組投入運行，截至2015年12月底，核電裝機容量已超過2800萬千瓦。

    至2015年12月底，全球在建核電機組共67臺，其中我國24臺。我國在建機組數占到全球總數的35.8%，在建規模繼續居全球首位。

    AP1000主泵試驗完成，依托項目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AP1000主泵在制造和試驗期間出現過一系列質量問題。針對上述問題，美國EMD公司進行了相應的設計變更。

    2015年10月29日，國家核電技術公司與美國西屋電氣公司、EMD公司共同宣布，首臺AP1000核電機組反應堆冷卻劑屏蔽主泵最終性能試驗與試驗后檢查圓滿完成。三門1號機組的前兩臺主泵于11月14日從美國發運。

    核領域立法工作積極推進，國家安全法首次闡述核政策

    2015年初，國務院法制辦將《原子能法（送審稿）》發送中央各部門、各省市區、有關單位共130多家征求意見，收到反饋意見500多條。經研究、修改，已經形成《原子能法（送審稿）》修改稿。

    2015年11月9日，全國人大環資委已將《核安全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發送各有關單位內部征求意見。

    2015年7月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國家安全法。這也是我國首部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安全法。值得關注的是，在國家安全法中，首次在法律層面完整闡述了中國的核政策?！皣覉猿趾推接煤四芎秃思夹g，加強國際合作，防止核擴散，完善防擴散機制，加強對核設施、核材料、核活動和核廢料處置的安全管理、監管和保護，加強核事故應急體系和應急能力建設，防止、控制和消除核事故對公民生命健康和生態環境的危害，不斷增強有效應對和防范核威脅、核攻擊的能力?！边@是核安全首次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確保核安全，已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一項重要任務。這里所說的核安全，已經不是狹義的核安全，而是廣義的核安全，是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核問題的統稱。

    國家核電與中電投合并

    2015年 5月29日，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與國家核電技術有限公司合并成立的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公司（國家電投）正式成立。7月15日，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公司在京正式掛牌。重組后，國家核電作為國家電投的控股子企業，整合集團內部的核電資產和業務，承擔三代核電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任務。

    重組合并涉及資產總額超7000億元，核電資產估值520-780億元。

    國家領導人親自推動，中國核電“走出去”初見端倪

    2015年，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等國家領導人對我國核電“走出去”親自推動，大力支持。

    1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加快中國裝備“走出去”、推進產能國際合作進行了研究部署，推動鐵路、核電“走出去”，大力開拓鐵路、核電等重大裝備的國際市場。

    國家領導人在會見來訪的阿根廷、英國、亞美尼亞、法國等國領導人時，親自推銷核電技術和裝備的出口，同時表示要加強核能合作，開拓第三方市場。

    6月15日，李克強總理在中國核電工程有限公司詳細了解了“華龍一號”的情況。他說，核電是中國高端裝備制造的佼佼者，我們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積極應對氣候變化，需要發展包括核電在內的綠色清潔能源。

    在具體項目上，中廣核集團的英國項目、羅馬尼亞項目，中核集團的阿根廷項目，國家核電的南非項目等最引人注目。

    大型商用乏燃料后處理項目談判取得進展

    中法之間關于合作建設大型商用乏燃料后處理項目的談判在2015年取得實質性進展，目前技術階段的談判已經結束。

    早在5年前，中法雙方就已簽署協議，計劃在中國建設一座年處理規模800噸的乏燃料后處理廠。2011年11月，中核集團成立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專門負責800噸大廠的建設及技術引進。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中法千億核大單的談判一波三折。2015年6月底，中法兩國總理共同見證了中核集團與阿海琺集團在巴黎簽署《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與阿海琺集團關于后處理/再循環工廠項目合同商務談判工作路線圖的諒解備忘錄》。

    在我國核電穩步發展、取得歷史性突破之時，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1．AP1000及“華龍一號”的成熟性、經濟性需要進一步驗證

    AP1000首臺主泵已吊裝就位，消除了AP1000依托項目建設的一個攔路虎，但是，AP1000工程建設仍面臨安裝調試階段的考驗。由于是首堆工程，AP1000在冷試、熱試階段還有許多重要的驗證試驗要做。建造過程中的許多問題和風險將在調試期間集中暴露，能不能按計劃順利完成調試？第一年的運行業績究竟怎么樣？這是AP1000面臨的第一個考驗。

    AP1000依托項目造價高。由于工期延長，估計三門與海陽的投資均超過20000元/千瓦。后續CAP1000的造價能不能控制在15000元/千瓦以內將直接影響其經濟性。

    AP1000的造價與關鍵設備、部件、材料的國產化程度有密切關系。示范項目4臺機組的實際國產化比例大約在25%左右（按價格計算），一些關鍵設備（主泵、DCS系統等）國產化任務依然繁重，從美國的AP1000到中國的CAP1000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匆忙上項目不是一種好的選擇。

    “華龍一號”首堆已經正式開工，目前的施工進展也還順利，但潛在的風險仍不能忽視。

    盡管“華龍一號”的一系列改進措施有一定的技術基礎，但集中到一個型號上，能不能實現科學、有機、全面的平衡，尚待進一步考驗。“華龍一號”設計中一些先進指標需要落實到圖紙和設備制造中。對其成熟性與先進性的評價，需要在施工圖基本完成、關鍵設備訂貨與制造基本落實以后，至少要到2017年年底。批量建設時間過早，壓力大，風險也大。

    “華龍一號”設計中增加了與安全功能有關的一些系統及設備，對相關設備的要求更高，造價也增加了。“華龍一號”與AP1000孰優孰劣的競爭中，實際造價是一個重要因素。

    2.內陸核電建設仍然存在不確定性

    我國內陸核電儲備廠址可容納裝機容量2億多千瓦。在“十二五”期間被叫停的湖南桃花江、江西彭澤、湖北大畈等已經開展前期工作的廠址能否在“十三五”期間重啟？什么時間重啟？這些引發諸多關注。

    中國核能行業協會近年來一直在推動我國內陸核電的重啟，完成了一系列研究報告，并舉辦了發布會。中國工程院、中國核能行業協會以及許多研究機構以多種形式向中央領導、有關部門呈送報告，希望早日重啟我國的內陸核電建設。與此同時，反對內陸核電的聲音一直沒有停止。

    我國內陸廠址目前選擇的機型都是AP1000，如果AP1000依托項目取得突破，內陸核電建設將有很好的機會。

    按照目前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擬定的目標，沿海廠址已經能夠滿足“十三五”的建設需求。田灣、三門、海陽、臺山、石島灣、寧德、防城港等已開工的廠址都能繼續擴建，陸豐、徐大堡、漳州、滄州等廠址前期工作比較充分也可以開工，蒼南、金七門、白龍等也歷經多年籌備，希望上馬。在這種情況下，“十三五”期間內陸核電可能會破局，但大規模建設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內陸核電能否重啟的關鍵，在于社會公眾對核電的接受程度。

    3.電力需求新常態對核電發展的影響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換檔”，電力消費增速明顯放緩，使核電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變化，面臨新的挑戰。

    在我國經濟新常態下，電力供需呈現出三大新特點：一是年電力消費彈性系數持續下降，說明我國經濟結構向能源消耗低的方向轉化。二是用電增速明顯放緩，呈現中速或中低速增長趨勢。三是非化石能源發電量持續快速增長。這表明電力總供給大于總需求，電力發展已由過去的適度超前轉向當前和今后的產能相對過剩。

    電力供需的新特點將直接影響核電產業的發展。當經濟進入新常態，電力供需寬松，核電是否繼續持有優勢需要觀察。在新電改配套文件里，“核電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兼顧調峰需要安排發電”，屬于D類電源，與“風電、光伏發電、生物質能發電按照本地區資源條件全額安排發電”相比較，已經優勢不再。今后，核電將打破過去不參與調峰的慣例，核電機組的經濟性也會受到影響。

    4.新電改帶來的影響

    2015 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這是時隔13年之后重新開啟的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

    本輪電改目標是構建更廣泛的競爭性市場體系，形成市場化電價機制，促進市場主體多元化。本輪改革的方向是批發競爭（或零售競爭）模式，與此對應的發、輸、配、售四環節以及電價體系等方面都將發生根本性變化。

    目前，核電機組通常作為基荷電源穩定運行，電網作為最終買方按計劃收購核電所有上網電量，核電企業與電力市場的關聯度不強。隨著電網職能的轉變、發售電側放開以及市場化程度的加深，核電企業的權責邊界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并由此影響核電企業的售電管理、成本管控、報價策略、投資布局、風險控制等各方面。

    與其它電源相比，核電項目從選址、基建到商運的時間跨度較大，難以對商運后的電力市場進行預判，且運營成本結構中固定不變成本占比較高。若電價完全取決市場，核電經濟性將完全敞口于電力市場供需變化，以及煤炭、石油等能源價格波動的風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