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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世界核能協會及其前身鈾協會高管、現英國東崖咨詢公司獨立核顧問與經濟學家史蒂夫•基德（Steve Kidd）幾乎成了《國際核工程》的專欄作家，上月15日在《輿論》專欄上發表文章說：[1]

    ˜人們“不喜歡核能，部分基于對輻射的恐懼”，除非公眾對輻射有更好的了解，否則核工業的前景終歸會受到嚴格的限制。

    ˜圍繞核能的恐懼因素至少會導致成本大幅度上升，以至于限制它的經濟生命力，在“極端情況下，可能被徹底禁用。

    ˜切爾諾貝利和福島事故的經驗本應鼓勵核工業堅定立場，但有關當局做的每件事起著‘破壞公信力’的作用。

    ˜與普通公眾和應該保護公眾的政治家與決策者溝通，在輻射及其健康影響實情兩個方面徹底失敗了；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與其說任何的核能復蘇，事實上現在更可能穩步下降到“無關弘旨”的地步…

    對此我有同感。在中國，尤其與高層“溝通”，至少在某些方面存在極大“誤解”：[2]

    ˜福島事故不是知識經驗不足的問題，也不是安全標準高低的問題，而是執行力問題。

    ˜只有經濟的、可靠的、成熟的技術，才是先進的技術。

    ˜安全是個綜合體系，僅靠一個參數，就說誰比誰高多少倍是不科學的。各種新概念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變成可用的工業產品，這方面的投入要有足夠的時間和強度。

    以下是史蒂夫•基德文章的“意譯”。有疑慮處，最可靠的辦法是查對原文。 

    不喜歡核能，部分基于對輻射的恐懼。除最極端情況，商用核工業需要更強有力地聲稱，恐懼輻射只不過是恐懼“恐懼”本身。

    我在《國際核工程》2014年11月的文章[3]中說，除非公眾對輻射有更好的了解，否則核工業的前景終歸會受到嚴格的限制。圍繞核能的恐懼因素至少會導致成本大幅度上升，以至于限制它的經濟生命力；在另一種情況下（德國是好榜樣），可能被徹底禁止使用。即使在學術報告支持下愈來愈多有影響力人倡導更多利用核能，以緩解全球暖化或提高能源供應安全，但如果廣大公眾恐懼，也不大可能變為現實。輻射照射的“可怕風險”依然存在，即使核設施的微小事件也提供“確證性偏見”：“核能確實是相當危險活動”。

    核工業對這種相當明顯的問題，習慣呼吁理性并指出事實。任何源自核設施的人為輻射，本質上和天然本底輻射沒有不同，而本底輻射是大量的。世界上許多地區天然本底甚至高于核能職業工作人員的最大年允許值，但在當地居民中沒有發現任何值得注意的“有害效應”。發達國家的個人實際上接受了許多常規核醫療照射（如X線斷層掃描和胸透），并沒有引起公眾同樣程度的擔心。嚴重的核事故增加了放射性風險，但切爾諾貝利和福島兩地的普通民眾接受的劑量水平低到不可能使癌癥或其他醫療問題增多。的確，更大的健康效應多半是間接的，來自大量居民從他們家中“撤離”的影響。在許多情況下，健康科學不支持這種“撤離”，因為“原地不動”受照增加的生物效應確實很小。最后，核能相對其他發電方式的研究表明，核對人類生命的影響相當?。核涂稍偕茉匆粯佑泻芎玫摹鞍踩奔o錄，反而是燃煤發電廠的情況特別嚴重。

    從根本上講，核工業的辦法是“反駁”所謂的輻射受照“線性無閾”（LNT）理論。就上限而言，毫無疑問，輻射受照量極高（如1945年日本原子彈受害者和切爾諾貝利事故處理的某些工作人員接受的照射）會引發急性輻射癥候群和死亡。從這種極高的輻射受照量直線或線性“外推”到零，對其間的任何劑量，都能得出“死亡概率”。相信任何輻射都有生物效應，換言之，沒有閾值就不會有健康效應。因此，相信任何本底以上的輻射受照有潛在危險，因而就必須加以限制。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對核輻射的國際（UNSCEAR，即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和ICRP，即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正式忠告建議，只有最低可達的劑量才認為是安全的（合理可達盡量低：ALARA）。

    直到最近，低水平受照對人類健康的風險仍然是純理論的，而且不能驗證，但核工業大部分人贊成遵守這些原則。限制運行核設施的輻射受照量并使重大事故的可能性最小化，兩方面所做的努力非常昂貴，而收效甚微。無奈之下，得到杰出科學家如牛津大學退休教授艾莉森（Wade Allison）的支持，核工業最近開始挑戰LNT和ALARA。實驗性證據暗示，低水平輻射情況下LNT假設“無效”，“附加的受照”在規定值之內，應可以接受。某些科學家走得更遠，認為低水平輻射實際上有益于健康，稱之為“毒物興奮效應”。這也許走得太遠了。核工業只需說服人們，與核能相關的低水平輻射是可以接受的，不值得花費巨資進一步降低極小的輻射量。人們關注公眾健康水平，致力于完全理解的普通危害如減少吸煙人數或改善道路安全，能獲得更大的收益。

    切爾諾貝利和福島事故的經驗應該鼓勵核工業堅定立場。在兩者情況下，有關當局疏散受污染地區居民的輻射受照效應遠低于嚴重精神壓力、老年人死亡、酗酒和家庭破裂導致的任何危險的水平。在福島，據說死亡人數上千，但均與輻射無關，都是政府“過度”響應的結果。有關當局做的每件事都起了“破壞公信力”的作用。

    退一步說，顯然需要接受兩次災難的經驗教訓。與其要求“怎樣保護人們免受輻照”，觀察者如（英）帝國理工學院的格里姆斯頓（Malcolm Grimston）教授提出了不同的問題：“怎樣保護人們免受已制定輻射防護制度的影響？”

    對于普通公眾和應該保護公眾的政治家與決策者而言，在輻射及其健康影響實情的溝通兩個方面徹底失敗了。輻射防護界的專業人員必須承擔自己的責任。

    不過，很容易理解怎樣“走”到目前這步“田地”的。對UNSCEAR和ICRP及其委員會做出貢獻的人，都出于保護公眾的“好心”，而且有自己個人專業的“自我保護”。他們大多不同情商用核工業，少數人懷有“敵意”（確信對社會施加了額外的風險）。相對社會內部其他風險，人們對輻射防護尤為“裝備”不足，所以可能做了“相稱”的決斷。國際原子能委員會（IAEA）的主張大致相同。它的輻射安全標準委員會（RASSC）編寫與輻射防護相關的國際標準，后來包含在國家法律體系中。不能假定參與者對商用核工業內心很感興趣，IAEA也確實整體上經常在各方面的行動中損害核工業。不能指望國際政客支持一種商業，核工業的公司及其代表協會必須自己動手。例如，值得注意的是，IAEA總干事天野之彌在最近的大會發言中講到核技術的許多的機遇和挑戰，但沒有說需要對輻射做清晰的溝通。福島的現狀仍然處在巨大困境中，對民用核能的未來有非常不利的影響。當地居民“實在”不知道相信誰好—有關當局試圖解釋事故可能的健康效應，什么安全或不安全，但非常不成功。

    乘客登上商業飛機時，他們不可能問飛行員搭乘這個航班是否安全。雖然少數人對飛行可能有點恐懼，大多數乘客承認發生“空難”的可能性非常小。人人擔保盡可能使風險最小化，肯定要ALARA。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核能部門的立場。雖然已從切爾諾貝利和福島事故吸取了重要的經驗教訓，但就輻射的“溝通”而論，還沒有做什么改進。如果明天發生另一事故導致場外放射性釋放，同樣程度的混亂很可能“重復發生”。會有歇斯底里，也會因在發生事故的核電廠附近“家中隱蔽”安全（或其反面）使用的測量單位引起對每件事情的誤解。集體劑量假設將再次被推出，“根據”數百萬居民中非常小的癌癥風險增量，“斷言”數以千計的額外死亡。沒有什么出現根本性變化：核工業還沒有真正認識它所面臨任務的性質和規模。

    但也不必太悲觀。有些形式的輻射已經被理智地“對待”了。紫外線（UV）輻射存在于陽光之內，它的危害普通公眾非常清楚。引起的活組織損傷（全稱為“曬傷皮膚”）通常一到兩天就好，皮層脫落細胞徹底死亡。紫外線輻射也能在多年之后引起皮膚癌。人們逐漸意識到，如果不加以治療，經常會致命。公眾教育集中在用衣服或高級防曬霜覆蓋暴露的皮膚。

    雖然暴露在陽光下在某種程度上是自愿的，但受核設施輻射照射是“不”自愿的；除遠離輻射源之外，核能工作人員緩解這種風險的手段相當有限。在人類歷史上，發生過類似的持續受照的情況，如果不是個別情況的話，暗示或許有另外的“機制”使人類免遭傷害。人類似乎已有抗紫外線照射的適應性：陽光最強的熱帶國家土著居民黑皮膚提供了某種保護。生活在天然本底輻射比平均高許多倍地區的居民接受的照射（經過許多代），超過為核能工作人員設定的限值，或許出現了類似的適應性。他們之中沒有更高的癌癥發病率，或許是適應高輻射環境的證據。

    核工業沒有“拿出”足夠的資源面對輻射“溝通”方面的挑戰。有人也許認為，福島事故會促使比以往做出更大的響應，這個行業的公司及其代表性協會如世界核能協會（WNA）和國家機構會比以往做更多的工作。僅僅依賴網站和新聞媒體服務“溝通”核輻射知識是很不充分的，參加官僚政治的IAEA和ICRP委員會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措施（預防“施加”更荒謬條列和標準）。必須要有更進取的方法。應當根據的原則是教育和溝通成本較低，而且比尋找“技術訣竅”更有效。核工業耗費幾十年時間，而對于后者花費幾十億美元，但仍處境尷尬。就應對氣候變化而言，與其說任何的核復蘇，事實上現在更可能穩步下降到“無關弘旨”的地步。

    一個想法是在核醫學領域尋找盟友。對放射治療受照可能的危險表示擔憂在與日俱增，而這種擔憂漸漸威脅到的商業利益重大?；蛟S有某些反對派與核能部門聯合，但應肯定兩個行業的利益是類似的。公眾應該能理解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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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資料和注釋：

    1.  Steve Kidd, Radiation–how can the industry begin to deal with its biggest challenge? NEI, 15 December 2014

    2.  宋陽,“安全高效發展核電”符合國家利益――訪國家核電重大專項委員會委員、中廣核集團原安全總監濮繼龍,中國經濟導報, 2012-03-20

    3.  Steve Kidd, Public acceptance – is there any progress? NEI, 3 November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