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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于被市場普遍看好的水電、光伏和風電，核電的“十三五”前景近幾年不夠明朗，甚至被懷疑可能會下調裝機目標。

　　直到2014年11月19日《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的公布，才再次明確到2020年，核電裝機容量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容量達到3000萬千瓦以上。

　　最新消息是，國家發改委近日已正式向國務院申報啟動核電新項目審批。其中，紅沿河二期、CAP1400和福清三期作為優先待批項目，近期獲批似乎值得期待。

　　即使如此，核電的重啟仍存隱憂。目前符合要求的三代核電技術分別為AP1000、CAP1400（基于AP1000自主研發）、華龍一號（中核ACP1000和中廣核ACPR1000+融合為一個技術）。

　　但AP1000因首臺機組設備和進度上的工期延誤，被國家能源局要求在解決主泵等問題后，方可向后續項目推廣。而CAP1400和“華龍一號”則都還處于示范項目待批狀態，即使示范項目能夠盡快開建，短期內也不可能大規模推廣。

　　“核電的發展確實面臨著諸多問題的制約。”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副秘書長徐玉明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主要問題是中國核電發展的技術路線之爭。2006年，擔負著統一國內的核電技術路線重任的AP1000技術引進，爭議一直存在。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后，中核和中廣核在二代＋技術基礎上開發三代技術，為避免多種技術路線之爭，國家能源局主張兩家融合技術路線，這就有了“華龍一號”的誕生。同時AP1000一統中國三代核電技術的夢想也化為泡影。

　　多條技術路線同時并存且相互競爭局面的背后,是各個核電巨頭之間的利益之爭，而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源則是目前的核電管理體制。

　　從企業層面來說，目前中國核電領域已形成中核、中廣核、國核技術公司三足鼎立的格局。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技術，都希望能夠主導未來的核電市場格局，這就難免造成各個企業之間在人才、市場、資源等方面的較量。在業內專家看來，資源分散的實質是體制上的內耗。

　　此外，核電管理歸屬于國家能源局，而工信部、國家發改委又均負責核電產業的裝備及項目審批，環保部負責核安全監管，這種多頭管理的模式，使得各個部門在權責上多有重疊。

　　值得關注的是，眼下核電管理體制的破冰似乎迎來了契機。今年7月，國核技術公司新聞發言人郭宏波對外確認，國核技與中電投的重組方案已上報國家相關部門，這在業內引起廣泛關注。與此同時，也有人建議參照俄羅斯、韓國的核電模式，呼吁中國核電體制改革應該重回“大一統”。

　　不管核電管理體制如何改變，擺在決策層面前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如何能夠整合各方面力量，安全高效發展核電。國家核安全局核電安全監管司副司長湯博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十三五”核電發展的節點首先是能否把握合理穩定的發展節奏；其次內陸核電能否在“十三五”適當開發一到兩個項目，以及核電管理體制能否破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