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联赛揭幕战/曼联 乌龙球/篮球直播360/2026世界杯在哪

      潘燕生，曾任廣東核電合營公司首任總經理，水電部核電局局長，華能發電公司首任總經理。1935年出生的潘燕生，解放前即參加革命，建國后投身電力行業，有豐富的外事工作經驗，從50年代隨團出訪德國開始，在不同部門任職時，先后前往日本、匈牙利、意大利、蘇聯等多個國家負責先進機組的引進工作，也曾外派越南進行電站援建工作。能說英、德、俄等多國語言，一生經歷豐富而傳奇。

      1983年至1986年，潘燕生擔任水電部核電局局長，這三年任職期間，作為行業主管部門領導，又有著豐富的外事經驗，他先后深度參與了中美核能合作協定談判，廣東核電合營公司談判，大亞灣三大合同談判，是我國民用核能起步階段的功勛式人物。這三個重要的談判，也都取得了影響深遠的成果。

      感謝潘老耐心，此文成稿的采訪前后一共三次，采訪時間一共將近8個小時。內容涉及廣泛，但本文的整理聚焦于潘燕生在核電局任職的三年期間的主要工作經歷。以當事人的角度，憶述塵封的往事，其中若干細節，相信也是首次披露。本文發表之前，已經潘燕生本人審閱。

      中美核能協定談判

      我最早參與核電是在1979年初，當時我在華北電管局工作，擔任主管生產的副局長。李鵬當時任電力部副部長兼華北電管局書記，考慮在北京附近建設兩臺2.5萬千瓦的核電站，就派我去考察我國的核潛艇反應堆。當時去四川找彭士祿，調查陸地模式堆，從四川回來之后我又去遼寧葫蘆島考察核潛艇所用的設備。這是我最早參與核電有關的工作。

      到1982年，我擔任電力部生產司副司長，由于我之前有豐富的海外工作經驗，當時派我去匈牙利引進空冷電站，準備引進之后在大同建設空冷火電站。匈牙利有采用蘇聯技術的核電站，因此李鵬也要求我去匈牙利的時候，考察匈牙利的核電站。我到了匈牙利之后，空冷電站的引進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但是在提出希望考察核電站時，由于當時我們和蘇聯的關系依然不好，匈牙利不讓我們看核電站。但是匈牙利也表示，作為華約經濟互助會的成員國，他們和蘇聯在工業上有一定的分工，核電站的技術是采用蘇聯技術，但是核電站的水處理設備是在匈牙利生產制造，稱之為“414”工程。因此，最后雖然沒有能夠參觀核電站，但是匈牙利也安排我們參觀了這個水處理設備廠。

      從匈牙利回來之后，我就到了水電部準備接手核電局的工作。當時水電部是能源主管部門，水電、火電包括核電都是水電部領導。不過在一些水利工程的具體分工上還是有區別的，比如以發電為主的水電站，歸電力口部門主管，以灌溉為主的水電站，則歸水利部門主管。在水利部和電力部合并之前，核電局設在電力部之下，第一任局長由金實蘧擔任，到1983年，我接任他擔任核電局局長。

      1983年我去核電局，第一個任務是參加當時的中美核能合作協定談判，我是中國代表團的成員之一，我代表水電部，也就是核電站的業主方，因為當時核電站主要是水電部主管，機械工業部負責設備制造，核工業部主要負責核技術。

      從1983年7月開始，我們開始組織談判，談判背景是希望促成中美核能合作，為以后購買核電站的技術或者設備先做準備，簽署相關的核能合作協定是一個先決條件。談判進行得非常艱苦，整個談判中有幾點是我們一直據理力爭的。第一，中國是一個核大國，但是還沒有核電站，這與中國核大國的身份不相稱，因此需要發展核電；第二，我們愿意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但不加入核供應國集團，不承認核供應國集團相關的約束條件；第三，根據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美國不能對臺灣進行核能援助，但是中方不承諾不援助第三國。由于雙方在許多問題上存在爭議，談判的過程一直持續了一年多，到1985年，談判才有了結果。1985年7月，李鵬跟隨李先念訪美，與美國副總統布什簽署了中美核能合作協定。

      但是這個協定簽署之后，由于種種原因，美國國會認為核電技術比較敏感，不愿意向中國出口，最終沒有批準。因此這份核能合作協定在當時并未生效。

      廣東核電站

      在與美國進行核能合作協定談判的同時，為了籌備廣東核電站，我們也在進行其他準備。此前在1982年，李鵬、葉選平等領導已經在國外考察了法國、英國、羅馬尼亞、芬蘭等很多國家。1983年5月，彭士祿去往法國考察，6月回國，根據此次考察的結果，回國討論定了三件大事：一是用法國的M310堆型，以格拉芙林核電站5、6號機組作為參考電站；二是定下來購買法馬通的技術，請他們做核島顧問；三是請阿爾斯通做常規島顧問。在彭士祿從法國考察回來之后，廣東核電談判的大方向就定了下來，就是將采用法國技術。之所以選定法國，第一是因為在西方國家中，法國與中國關系比較友好；第二是因為當時法國核電發展得非常快，堆型也比較豐富，運行穩定。

      關于廣東核電項目，廣東率先提出與香港合作建設核電站，提交給水電部，因此核電局也參與進行合營公司談判。1984年初，我前往深圳，與廣東電力局、香港中華電力進行合營公司的談判，這個談判也進行得非常艱苦。談判過程中有一些條件是我們有異議的，比如合營公司的干部來自國內和香港，但是當時雙方同工不同酬，他們拿的是香港工資，我們拿的是大陸工資，同樣的工作雙方的工資可能相差接近百倍，比如彭士祿當時額定的工資是每月200多元，而香港方面管理層工資高達數萬元，懸殊很大。最后我們就把這一部分多的錢也依然領下來，但是留給合營公司作為獎勵的獎金。

      還比如第三方的核責任，雖然雙方是合營公司，但是港方要求水電部擔保，也就意味著核事故的責任要水電部全部負責；另一方面，電站建設是向中國銀行借錢投資，水電部還需要對中國銀行進行反擔保，萬一中國銀行出現破產，水電部就需要用手中其他的電站資產來進行抵押。

      還比如當時港方提出了核電與煤電要有比價期，由于港方本身擁有25%的股份，但是還將購買45%的電力，一共有70%的電力都輸送到香港，因此港方要求電站投產之后，購買核電的電價不能高于香港的火電電價。起初港方希望有20年的比價期，雙方在這個問題上談了很長時間，后來都做了讓步，達成了五年的比價期。不過在后來實際投運的時候，由于電站本來設計的負荷因子是60%，但是運行得比較好，發電時負荷因子超過9%，因此除了剛開始投產比火電高一點，后來都比香港火電要低了。

      還比如當時香港還沒有回歸，是英國殖民地，因此也涉及與英國的政治因素，需要有英國的支持。而英國希望項目采購英國設備，提出“多買多支持，少買少支持，不買不支持”，因此最終常規島的汽輪機是采購英國GEC生產的。這個技術當時對英國而言并不是成熟的技術，此前他們的汽輪機只有60萬千瓦，為廣東核電生產的90萬機組也是第一次。

      整個談判是以廣東電力局為主，水電部參與的形式與中華電力進行談判，廣東電力局當時是獨立的，不屬于水電部領導，是廣東省委領導。當時以彭士祿為首，我們成立了廣東核電站籌建辦公室來負責籌建，與中華電力進行合營公司談判就是籌建辦的工作之一。最終合營公司中中方控股75%，中華電力控股25%，因此，董事會的主要人選都是來自中方。比如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都是來自中方，副董事長和副總經理由港方擔任。工程部門和人事部門的負責人由中方擔任，港方在金融領域的經驗豐富，因此財務部門的負責人就由港方擔任。

      貸款風波

      在談判期間，彭士祿是水電部副部長，我是水電部核電局局長。1984年5月前后，通過高層決策，水電部內部曾經發過一個文，推薦彭士祿擔任成立之后的合營公司董事長，我擔任合營公司總經理，廣東電力局局長陳港擔任副董事長。這個人選決定是與廣東省、廣東電力局商量之后的結果，也得到了雙方的同意。

      當時談判雖然還在進行之中，但是為了不延誤之后的工期，彭士祿在1984年3月15日就宣布了核電站的開工，率先做起了三通一平的施工。這個開工儀式非常簡單，沒有邀請任何領導，也沒有報告錢正英，只讓我去現場宣布了一下，連記者都沒有，事后在報紙上發了一個很小的消息。我認為彭士祿在整個廣核的項目過程中功不可沒，他是按照市場經濟的思維去辦事，也沒有事事向上匯報。

      不過彭士祿最終沒有擔任合營公司總董事長，期間發生了兩件事情。其一是約旦商人貸款。在合營公司談判期間，彭士祿的人脈比較廣，在香港有很多朋友，當時沖著核電站的大項目，就有投資者希望能夠參與進來提供貸款。所以就有人從中牽線搭橋，告訴彭士祿，有人愿意提供7.5億美元貸款來購買設備，并且貸款條件非常優惠。由于當時核電站的資金還未落實，彭士祿覺得這是個很好的爭取資金的機會，因此就單方面簽了一個協議，這個牽線而來的投資方是約旦的一家公司，家族有石油產業。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前夕，彭士祿認為自己負責搞核電，有人能投資，當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這個過程不符合程序規定。

      協議是在香港簽署的，簽署之后約旦方面的代表就已經坐了專機來到北京，準備談進一步的合作。但是彭士祿簽署的時候還沒有上報，協議要求中國銀行擔保，而中行也毫不知情，不知該如何處理，因此往上匯報了這一情況。后來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召集李鵬、錢正英還有我等人去中南海開會，彭士祿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最后叫停了這個貸款的項目。會后由我和水電部外事司司長譚艾信去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澄清，這個貸款叫停。可能因為這個事情，彭士祿后來也失去了候補中央委員的資格。

      另一件事情是，在1984年10月前后，曾經有一封信，是廣東當地的一位記者根據一些材料寫成，其中主要列出了一些彭士祿在廣核籌建辦的工作中的一些失誤，說明他不能夠擔任合營公司的董事長，不具備領導核電的能力。這封信當時送到我手上的時候是以中方五名領導聯名的名義，我不認可信中的內容，最后沒有在信上簽字。后來這封信轉到了李鵬辦公室主任李世忠那里。

      再往后，李鵬先找我談話，明確彭士祿不在時，由我全面負責廣核籌建辦工作。后來又找彭士祿談話，請他回水電部主持核電工作，不再繼續在廣東前線直接負責廣核籌建辦的工作。到12月底，決定時任湖北省委副書記的王全國不再兼任政府職務，專心抓核電。到1985年1月18日簽訂合營合同時，王全國是合營公司董事長，我是合營公司總經理。昝云龍擔任合營公司總經理助理。昝云龍之前在國防科工委，彭士祿去廣東籌建核電，帶了十員大將，排第一位的就是他。以我跟他共事的經驗，他的工作比較穩重，不輕易開口決定什么事情，但是說出來就都是板上釘釘，有板有眼。我那時候就覺得核電站早晚是他來接任，因為畢竟是核電站，我是電力部門出身，他是核工業出身，比我懂核，等核電站投運以后，主要的事情肯定要他來負責。他的職位是總經理助理，但是職務實際上相當于是負責核島部分的副總經理。

      三大合同談判

      合營公司成立之后，下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核島、常規島和BOP三大合同談判。成立合營公司之后，我們也學到了不少經驗，尤其是金融方面的談判以港方為主，給了我們很多幫助，比如我們跟銀行要寬限期，要利息資本化，資金運作走國際日期變更線來節約成本，這些都對公司的運作效益有很大好處。

      三大合同的談判，相關的工作在合營公司籌建過程中就已經開始。三大合同的談判對象分別是法馬通、法國電力公司和英國GEC。1985年4月中旬，我們整理出了三大合同最終價格和貸款談判的方案和策略，當時我是談判團團長，談判團成員還包括昝云龍、沈健生、周展麟、郭天覺等，也有來自中華電力的杰克．姬達等，價格最終談判是合營公司負責，貸款談判由中國銀行負責。

      由于談判的對象已經確定，所以當時談判的主要任務就是壓價，“進門先砍一刀”。我們的談判是從1985年6月開始的，到1985年11月，第一輪在深圳談判，第二輪在北京談判。當時考慮的情況是，法馬通和GEC的核島與常規島合同數額大，國際上參考數據也比較多，因此是談判的重點，三大合同能否成交也主要取決于法馬通和GEC的總價。

      由于這三個合同都已經準備了一年多，所以總的來說還是希望力爭完成，如果拖太久，我們也有資金損失。不過對于賣方來說，損失會更大，成交的利益也更大，而且一旦破裂，我們可以找其他賣家，但是賣方的損失就無法彌補。所以要盡量速戰速決，同時壓低價格，如果談不成，就延遲再來，還是不成，就重新招標。

      整個談判過程，關于價格的反復談判非常多次，最后到1985年12月，李鵬帶著我們飛去法國，最后又壓了一下價格，到12月中旬，最終達成了協議。最終三大合同的基礎價是8.6億美元，而之前他們的報價是11.9億美元，一共壓價3.3億美元，壓價幅度27.7%。三大合同的談判，主要過程到此就結束了。

      核工業部成為核電主管部門

      到1986年，逐漸就是三大合同在正式簽署前的一些后續工作。由于核工業部還有30萬人，需要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所以當時就有人提出之前水電部對水電站的管理模式，以灌溉為主的水電站歸水利口主管，以發電為主的水電站歸電力口主管，那么核電站是以核反應為主，因此應該由核工業部來主管。當時核工業部部長蔣心雄也提出由核工業部來管核電。

      此前主管核電的李鵬已經升任國務院副總理，而水電部部長錢正英是水利部出身，所以水電部也沒有領導直接管著核電。所以，核電的主管部門就從水電部轉移到了核工業部，這個過程當時是非常順利的，沒有什么阻力，錢正英也同意，李鵬也同意，核工業部就更沒有意見。

      核工業部管核電之后，水電部的核電局也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彭士祿也從水電部副部長改任核工業部總工程師。核工業部當時有科技核電局，局長是馬福邦，這個局代替了水電部核電局的作用，接管合營公司的工作。我也不再擔任合營公司總經理，昝云龍接任我擔任總經理。水電部核電局里的人，愿意留下來的繼續在合營公司干核電，其他的人又回到了水電部。

      這番改組之后，國家成立了華能發電公司，我去華能發電公司做總經理。當時秦山一期需要投資，雖然是核工業部主管，但是缺乏資金，國家計委通過煤代油辦公室的資金，以華能發電公司的名義來投資了秦山一期、秦山二期，華能發電公司成為了秦山一期、秦山二期最初的大股東。到1992年成立核總公司，秦山一期股份就全部劃給了核總公司，過了兩年，秦山二期中華能發電公司的股份也劃給了核總公司，華能不再持有秦山的股份。

      這些就是我在核電局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