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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正在努力實現到2020年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 45%的目標。盡管中國也在大力開發包括太陽能、風能等在內的各種可再生能源，上馬一系列包括大型水電項目并關閉低效高耗能的火電廠，但是高速的經濟增長導致的對煤炭的過分需求和依賴一直是實現這個減排目標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由于技術和資金等方面的因素，中國政府決定大力發展核電——這種被官方定義為“綠色的”能源。按照2010年中央政府發布的最新調整后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到2020年中國將實現核電裝機容量8600萬千瓦，而到2030年、2050年，核電裝機將分別增長到2億千瓦、4億千瓦，核電將分別占總電量的15%、22%。而2020年8600萬千瓦的目標實際是調整前規劃目標4000萬千瓦的兩倍多。

　　截至目前，中國共有13座核反應堆處于運營狀態，另有23座在建，以及更多數量的反應堆即將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現實。中國將在不久的將來快速趕超美國、法國、日本、俄羅斯成為核電大國。

　　死灰復燃

　　自本世紀初，伴隨傳統化石能源價格的攀升，加之國際社會對于溫室氣體排放的高度關注，核電這種一度幾被摒棄的能源形式重又回到人們的視野中。1980年，瑞典公民投票決定逐步淘汰核電并關閉境內的12座反應堆，但是由于當時的瑞典政府找不到其他的可替代能源，該決議在1997年被廢止。2010年9月，德國總理默克爾主持召開“核能政策峰會”，不顧國內不絕于耳的反對之聲，該次會議最終決定將德境內的17座核電站延長12年運營期限。而在此前，按照德國上屆政府的計劃，這17座核電站將在2012年前全部被強制關閉。此外，韓國、芬蘭和法國也在近期重申他們將要建設新一代核反應堆的強烈意愿。高企的原油價格也成為眾多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傾向于發展核能的主要原因所在。

　　截至2010年11月，中國核電總發電量為100億千瓦時，占全國總發電量的2.3%，而在兩個核電大國美國和法國，這一比例分別為20% 和80%。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表示，按照新的規劃目標，2020年這個比例有望提高至5%。在2010年5月舉行的第六屆中國核能國際大會上，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副秘書長徐玉明表示中國的核電投資在10年內將達1萬億。

　　目前在中國，三大主要國企負責建設和運營13個核反應堆，他們分別是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簡稱中國核)、中國廣東核電集團(簡稱中廣核)，以及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

　　技術輸出

　　在國內大搞核電建設和進行世界最先進的第四代反應堆的研發的同時，中國也在努力向外輸出核能技術，這些國家包括越南、白俄羅斯、阿根廷和南非。

　　目前，在從國外(主要是法國和美國)引進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技術基礎上，中國也在致力于對核反應堆的自主設計和建設。這無疑會加劇國內與國外企業之間的競爭。中國核正在與南非進行為后者建設核電站的談判。而能源合作也在近年來成為各國領導人雙邊會談的主題內容之一。

　　南非目前擁有兩座核反應堆，正在與中國協商加速發展其國內的核能行業。Peet Du Plooy是一家名為Sustainable Growth的南非智庫的項目經理，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中國在建的核反應堆的造價在全世界是最低廉的。”他還舉例說，依照國際能源署的數據，中國的核電站每發一千瓦的平均花費是1800至2300美元，而日本則是3000美元，美國3400美元，歐盟則甚至需要3900到5800美元。因此，在資金投入這一點上，中國建設核電站的競爭力要遠勝過其他競爭對手。

　　潛在危險

　　中國大力發展核電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經濟因素。相比而言，很多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能，價格極其昂貴且效率低下。核電的支持者們為了大力推廣核能，還羅列出了太陽能和風能的一些弊端，例如太陽能光伏電池生命周期短；而風電要占用大面積土地等。

　　自從1986年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以來，雖然全世界并無大型核泄漏事故發生，但這更多在于國際核能行業更加嚴格的監管措施。西歐國家和北美國家核電站良好的安全表現并不能掩蓋發展中國家技術安全上的不足。諸如核廢料處理、國內核能人才的匱乏以及核技術安全等都是中國的國有核電企業所面臨的棘手問題。

　　此外，中國鈾資源短缺的現狀甚至無法滿足現階段的核電發展需求。中國國家領導人頻繁于與包括澳大利亞、尼日爾、哈薩克斯坦以及納米比亞等國接觸，為的即是保證本國核反應堆所需鈾原料的穩定供應。而這一切也引來國際上對中國的非議之聲，甚至被認為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源掠奪。

　　此外，亦有很多業內人士對國內的這場前所未有的核電建設大潮提出質疑。中國核能行業協會理事長張華祝曾對媒體表示：“一些地方政府發展核電更多的是從經濟效益和發展需求的角度來考慮，對于可行性和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有可能考慮不足。”

　　在中國，大多數的核電站分布在東部沿海經濟繁榮地區。但是自2008年起，一批內陸核電項目開始大規模上馬。制造業的內遷，導致內陸地區用電需求的激增，而現有的發電站便不足矣為諸多項目供應充足電能。

　　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教授曲靜原表示，“與濱海核電廠相比較，內陸核電廠對于安全方面的要求更加嚴格。與濱海核電廠直接靠海水來冷卻和稀釋輻射物質不同，內陸核電廠往往建在靠近江河湖泊周圍，處理后的液態放射性流出物排放至江河湖泊。”

　　無序開發

　　盡管內陸核電站建設具有對周圍環境和水源破壞的潛在風險，地方政府卻紛紛表示出了對核電站建設極強的渴望，并積極為核電站的開發提供選址方案。廣東省臺山市正在進行核電項目的建設，據該市市委書記吳曉謀介紹，該市計劃建設六臺核電機組，其中第一臺核電機組將在2013年發電。吳曉謀對本刊記者表示大力發展包括核電項目在內的清潔能源產業，有利于在保證當地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實現地方政府的節能減排目標。

　　然而與此同時，有的地方政府卻利用農村人口對建設核電站潛在危險的不甚了解在不征得當地群眾同意的情況下肆意上馬核電項目。《財經》雜志在2009年曾報道，湖北省大畈鎮在建的核電站周邊3公里附近的村民，有的對核電潛在的風險性一無所知，而當地政府也未在建設電站前廣泛征求公眾意見。

　　在2010年5月和10月，中國首座商業化運作的核電站廣東省大亞灣核電站分別發生了兩次小的輻射泄漏事故。盡管兩次事故發生后，中廣核集團以及國家核安全局都及時發表聲明，澄清深圳大亞灣核電站并未發生核泄漏，只是反應堆中的一根燃料棒包殼出現微小裂紋，也未對環境造成影響，但這兩次事故仍引起了附近香港居民的強烈抗議。

　　2010年7月，北京大學核科學與技術研究院核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汪勁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國在核領域基本法處于空白狀態，政府對核電監管無法可依，國家應盡快制定《原子能法》。他把核電比作一把懸在人民頭上的雙刃劍，“一方面核電絕對是我國急需的清潔環保能源；而另一方面核電一旦發生泄漏事故，就可能釀成一場人間災難。”

　　在談到另一個重要問題，相關人才的匱乏時，汪勁說，“現在國際上核電比較發達的國家通常一臺機組有35人左右的監管人員，美國104臺機組有近4000人參與監管，法國和日本各有50多臺機組，監管人員分別有2000多人。而在我國目前運行有11臺機組，在建機組則有26臺，但監管人員才有300人。”他接著表示，即使按照國家已經批復的擴大核安全監管系統的編制，到2020年實現監管人員增加到1000人目標，也不能夠填補核電站興建熱潮所帶來的空缺。

　　就在汪勁公開呼吁立法后不久，相關媒體報道北京大學多位學者及中國科學院院士聯合寫了一篇呼吁盡快出臺《原子能法》的報告，并獲得國家領導人批示。

　　然而，原國家核安全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前國際原子能機構高級核安全專家林誠格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坦言，原子能立法的問題雖然已經談了很多年，而“這樣一部法律在近幾年內出臺的可能性很小。”

　　而就在此時此刻，神州大地上核電項目的建設役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開。#page#

　　核電復興——海外探鈾

　　正午的日頭肆無忌憚地散發耀眼光芒，炙烤著納米比亞西部廣闊的半沙漠荒原地帶。 此時，位于貧瘠的埃龍戈(Erongo)地區內的阿蘭迪斯小鎮中，齊整的街道上鮮見行人和車輛。事實上，那些被編號的低矮平房緊閉的門窗隱約散發著死寂般的沉悶，讓初來乍到的人難以想象這就是那個蒸蒸日上的，在三十多年來吸引了上萬礦工和居民，被譽為納米比亞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推動力行業所在地的城鎮。

　　只有在小鎮邊緣天主教堂旁的空場上，鐵絲網圍欄內一輛“退役”的標有數字“55”的大型礦石運輸機一如既往地停留在此，見證過去幾十年小鎮從無到有的過程，提醒著人們這片沙漠中漫長的鈾礦開發歷史。

　　鈾礦之鎮

　　早在19世紀20年代，鈾礦便在納米比亞西部的納米布沙漠被勘測出，而直到50年代，在全球的核研發熱大背景下，人們才開始真正大規模的鈾礦開發。阿蘭迪斯鎮是在無人的沙漠中，由羅辛鈾礦公司于1976年投資建成，目的就是為羅辛鈾礦的礦工提供住宿。羅辛鈾礦位于小鎮東南十幾公里處，隸屬于澳大利亞的國際采礦集團力拓公司。該礦年產4500噸鈾礦石，截至2009年底已經為全球供應97831噸總量的鈾。這個鎮的管理權于九十年代初期由羅辛轉交當地政府，至今已發展為擁有2290戶居民的規模。三十七歲的亞伯拉罕先生就是當年從納米比亞四面八方趕來加入鈾礦開發的成千上萬的礦工中的一員。

　　“巨大的礦坑讓人害怕。站在邊沿很難向下見到坑底。六米高的巨型卡車總是忙碌著進出礦區。”亞伯拉罕先生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描述附近的羅辛鈾礦，這位前礦工現在是一名當地鎮醫院的雇員。羅辛礦占地3.6平方公里，礦深達三四百米。

　　“礦上每天都有兩三次的爆破，我們能清楚地聽到爆炸聲，隨后生成的煙塵就會飄向這邊，”亞伯拉罕繼續說，同時用手指向東南的鈾礦方向。

　　鎮上居住的礦工每日分三班進礦。下午2點半左右，一輛坐滿身著整齊工作服的礦工的大巴緩緩駛出小鎮。車體上有阿海琺(Areva)的企業標識，他們是去礦上接下午3點到晚上11點的班。

　　爭奪戰

　　目前，納米比亞是世界第四大鈾礦產地，有四個主要礦區已經投入運營，分別是力拓的羅辛，帕拉丁公司旗下的Langer Heinrich，法國阿海法(Areva)的Trekkopje以及Forsys Metals的Valencia。近年來，由于全球清潔能源開發拉動的核電需求的增長，鈾礦的勘探與挖掘在納米比亞西部埃龍戈(Erongo)地區日漸活躍，掀起了一場全球性的“淘鈾熱”。

　　除上述四家外，還有三家主要的鈾礦開發公司現階段正在做可研和環評，他們是Reptile, Bannerman Resources 以及Swakop Uranium。另有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中國和俄羅斯的數家公司已從納米比亞礦產和能源部取得了主要鈾礦藏的探礦權執照(EPL)，并處在鈾礦勘探階段。

　　納米比亞(中國)礦產投資開發公司(以下簡稱納中公司)是國內最早開始在納米比亞進行鈾礦勘探的中國民營企業。該公司的第一個在納的探礦權獲得于2005年。

　　納中公司總經理汪松向記者透露，目前，印度，韓國和芬蘭的公司也在與納政府進行獲取采礦執照的相關商談。這個面積不到中國三分之一，人口不足250萬人的非洲國家現在吸引著各國蜂擁而至的開發公司來此挖礦。對于一個一半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基礎設施建設落后，而人民又深為艾滋病困擾的國家而言，鈾礦更是被視為納米比亞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劑強心針。

　　中國入列

　　2008年4月，納中公司與中國核工業集團總公司海外鈾資源開發公司組建的合資公司中核海外資源開發(納米比亞)公司正式成立。自此，在納米比亞的鈾礦開發不再是單純的民營企業的商業開發項目。

　　2010年11月中旬，納中公司董事長黃躍權在其溫得和克的辦公室中對記者坦言：“涉足礦業領域，我們中國人不是最早的，有可能都是比較晚的。在納米比亞，與其他大的礦業公司力拓、阿海琺等相比，我們還是嬰兒，甚至連小孩都算不上。”

　　盡管與其他進入當地的鈾礦開發國家相比，中國不能算早，但是卻可能是現階段胃口最大的。在降低碳排放的壓力下，中國選擇了降低煤的使用，大力發展核電。而國內鈾礦資源的貧乏是建設核電站最大的瓶頸。

　　據國際原子能機構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中國探明鈾礦儲量68000噸，僅占全世界鈾礦儲量的1%。據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核燃料處處長呂曉明介紹，中國國內鈾資源的勘探始自五十年代，目前已經擁有了世界先進的勘探技術，并在新疆、內蒙以及中國南方部分地區探明了一批鈾礦床。

　　此外，中國政府大力鼓勵中國的礦業開發企業“走出去”， 并已經與包括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亞、坦桑尼亞、贊比亞、烏克蘭和阿根廷等在內的國家接觸，協商對海外鈾礦資源開發。

　　2010年11月初，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法國期間，法國阿海琺集團與中國廣東核電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廣核)簽署為期10年，價值35億美元的2萬噸鈾長期供應合同。

　　中核集團中國國核海外鈾業公司副總經理陳躍輝曾經公開表示過，為了實現核電開發的目標，到2020年，中國的金屬鈾需求量將達到8769噸。而據美國中情局前分析師Tom Whipple在2010年7月的一篇社論稱，到2020年“中國每年鈾需求量將超過去年全球鈾產量總額50,500 噸的1/3。”

　　中國購買海外鈾的歷史始自2004年，羅辛礦是當時第一家對中國出口鈾礦的外國企業。此后，中國又從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哈薩克斯坦獲取了穩定的鈾資源供應。媒體曾報道，2008年中廣核與阿海琺簽訂合同，購買后者旗下Trekkopje鈾礦35%的股份。但截至記者發稿，阿海琺納米比亞能源公司的媒體官員Sugnet Smit仍未對此合同的具體內容及項目進展回復記者的采訪要求。#page#

　　在采訪過程中，黃躍權坦言，鈾礦的勘探是高投入、回報漫長的過程。而即使納中公司已經獲得來自中核方面的專業技術支持，勘探的進程仍然十分緩慢。鑒于EPL探礦權執照的有效期為7年這一事實，最早的一批在2005年獲得的探礦執照即將在未來兩年到期，黃躍權言語中多少流露出了些許擔憂。一旦在這個最終期限前沒有探礦成功，即意味著將被迫放棄這得來不易的執照。這一現狀也在之后的采訪中，得到了中核集團陳躍輝的肯定。“鈾礦勘探是高風險的投入，探礦權的確還有兩年時間，時間很緊迫。我們今年已經開始進行可行性研究了。之后就要想方設法申請辦成采礦權，因為采礦權的期限就長了。” 陳躍輝對本刊記者說。

　　其他“走出去”的鈾礦開發民營企業也面臨類似問題。在非洲從事多年商貿活動的上海達之路集團已在博茨瓦納獲得3000平方公里的鈾礦探礦權，但是卻面臨諸如技術人員缺乏和資金投入不足等諸多方面困難。達之路集團董事長何烈輝向本刊記者表示民營鈾礦開發企業十分需要國家的扶持，“不僅僅是宏觀上、政策上的鼓勵與支持，更需要微觀操作上能有更多落到實處的支持。”

　　迷霧

　　在納米比亞，如火如荼的鈾礦開發熱的同時，是長久以來環保人士擲地有聲的公開異議。大面積的巖石被轉移、壓碎并經過化學試劑萃取提取含鈾的溶解液，一個被稱作溶濾(leaching)的過程。這個過程會長期污染土壤和水源。在納米比亞，低資金投入的露天開采方式被廣泛采用。露天開采鈾礦挖成的大坑，使地表傷痕累累，同時在開采過程中揚起大量塵埃，導致當地居民尤其是兒童患上呼吸系統的疾病。

　　Bertchen Kohrs 女士是非洲環保組織Earthlife Africa在納米比亞的代表。在納米比亞首都溫得和克，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我們除了關注環境、生物多樣性、地下水污染以及大量的水源消耗外，也關注鈾礦給當地人，尤其是礦工身體健康帶來的負面影響。礦工常年暴露在有輻射性的氡氣和塵埃中。”

　　盡管自1970年以來，在納開發鈾礦的企業加強了對工人的防護措施，礦工們現在不再是最初的“毫無防護，不戴眼鏡，不戴口罩”的工作方式，但是健康危險依然存在。

　　“我們這里常刮很強的東風，于是含有氡氣和其他毒氣的塵埃可以從沙漠腹地一直漂移到100公里外的居民區，”Kohrs女士繼續道，“Toppa Nama是當地原住民的一支，生活在納米布-諾克路福(Namib Naukluft)國家公園內。地下水大量地抽取已經嚴重影響了這個原始部落族人獲取他們傳統賴以生存的食物。”

　　Earthlife Africa 與納米比亞本土的Labor Resource and Research Institute組織一起曾經在鈾礦區從事調研。盡管阿蘭迪斯鎮上的礦工們很多表現出了呼吸系統和其他各種病癥，但因為羅辛礦方面的種種原因，全面徹底的調查很難進行。

　　在小鎮的公立醫院內，不愿透露全名的Mac醫生告訴記者，當地礦工常常表現出包括眼睛腫脹，視力下降，皮疹，呼吸系統疾病，肺部感染以及腹痛等癥狀。在談及這些礦工的健康狀況時，Mac醫生臉上掠過一絲擔憂和無奈，但是她坦誠地告訴記者，“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這些癥狀與鈾礦有直接關系。”

　　納米比亞本就是水源缺乏的國家，而隨著鈾礦面積的擴大，水資源的消耗也開始成為當地亟需解決的問題。目前在半沙漠腹地表面，有三條管線綿延40多公里橫亙于整個埃龍戈(Erongo)地區，將納米比亞西海岸的水源運輸到各個鈾礦區。高耗水對本就缺水的納米比亞而言無疑是致命的破壞。而阿海琺的Trekkopje礦在建設初期就已經被納政府禁止繼續從當地含水層抽水。于是Trekkopje在2010年4月建成了距離西海岸小城斯瓦科普蒙(Swakopmund)三十公里處的海水淡化廠。這一項目一直被Trekkopje和納米比亞政府高度贊譽為解決礦產開發缺水問題的完美方案。然而，鮮為人知的是，至今，海水淡化廠的建設已經顯露出了對附近海域海洋生物的破壞性影響。

　　鈾礦開發對環境帶來的破壞正是導致該行業在發達國家日漸衰退的主要原因。擁有全球23%鈾礦儲量的澳大利亞以及另外一個富鈾國加拿大都在本國公眾的抗議聲中，相繼在近年來對鈾礦的勘探采取了限制。但是對于那些第三世界國家，在緩解貧窮的急切度要遠高于環境保護的現階段，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向這些投資者們大開國門。一方面，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仍舊是主要的鈾礦消費國，而另一方面，他們卻已經甩掉了在本土鈾礦開采帶來的污染，卻將問題轉嫁給了那些歡迎他們到來的貧窮國家。

　　納米比亞擁有220萬人口，失業率幾近50%，于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程度自然被置于環境保護之前。在鈾礦開發企業的資助下成立的鈾學院(Uranium Institute)坐落于斯瓦科普蒙，隸屬于納米比亞礦業商會，主要致力于改善與鈾礦開發有關的人類健康、環境管理和輻射防護狀況。學院負責人Wotan Swiegers博士面對本刊記者如是說：“我們還沒有富裕到可以放棄開發我們所擁有的資源。”

　　在被問及其個人對羅辛鈾礦的看法時，Swiegers博士說：“我不想要它，沒有人想要它。但是礦產開發已經深刻、長期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我們能做的不是去反對它，而是從正面改善現狀，確保企業從事負責任的礦產開發，這樣才不至于破壞土地和傷害到人體， 此外，我們要做的是能籌集到足夠資金用以在今后恢復破壞的地表。”

　　然而，就地表破壞的問題， Kohrs女士并不樂觀。擺在她面前的事實是一旦鈾礦開采完畢，露天的礦坑就被簡單遺棄，以至于那個原本有著無限原始魅力的納米布沙漠已溝壑累累。

　　“羅辛礦根本沒有打算要填埋這些大坑。他們只會撒手離開，一切留給后人。”她說。

　　這組報道是記者自6月份歷時半年時間搜集資料，實地采訪和調查后成型的。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承諾降低碳排放的大背景之下，中國在能源領域采取了一系列的舉措。其中對于核能的大力度發展尤為突出。但是核能給人類帶來的雙刃劍效果是在其發展中之應當關注的關鍵所在。中國發展核能，面臨兩大突出挑戰，一是核電站建設的安全；一是發展核能主要原料鈾的儲備與開發。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時，如果處理不好，這兩方面的建設和開發過程都對環境和人類造成嚴重威脅。原子能立法的缺失，以及立法進程的緩慢是前一個挑戰的主要問題所在；盲目對鈾礦的無序開發為鈾礦產地(主要是非洲國家)帶來環境的不可逆的破壞是后一個挑戰主要問題所在。對于鈾礦開發的報道，幸運的是，記者得到了南非一所大學的資助，使得有機會實地去采訪鈾礦開發最為集中的非洲國家納米比亞。

　　記者自己認為，盡管這個選題采訪難度很大，尤其面對無論是官方，企業還是科研人員都談核，談鈾色變的情況下，最終還是突破了采訪，掌握了一些事實，總體而言，是比較滿意的。第二篇英文報道較客觀地反映了非洲鈾礦開發的現狀。盡管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常常被冠以在非洲大肆“掠奪”礦產資源的名聲，實際的調查表明，中國不過是步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后塵，對于鈾礦開發帶來的后果也實際上不僅僅是中國的核能發展中該注意的，更是所有相關的國家和企業應該被提醒的。納米比亞的鈾礦開發不可避免，是當地人獲得工作機會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直接途徑，但是解決辦法是在鈾礦開發中將各種潛在的環境破壞因素考慮在內，找到更友好的開發模式才是正道。

　　作為主要面對英語國家讀者的這兩篇報道，無疑可以讓讀者了解中國發展核能的進程和所作出的準備的同時，共同思考一個人類面臨的普遍問題，因為核能的開發在全球范圍內都面臨著一場“復興”。

　　記者自己對這組報道仍然覺得不足之處就是呈現的內容還是未免有些枯燥和艱澀，此外過多資料的堆積，在撰寫的過程中也沒有對素材進行最妥善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