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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來，核電產業在全球范圍內備受質疑。各國政府、核電業內人士的態度與民眾、媒體及環保組織的聲音針鋒相對。核電的輿論危機背后，有生存與發展的矛盾，商業利益與民意向背的糾結，也有專業系統與社會系統溝通梗塞的一場信任危機。

　　7級。最高級別。

　　4月12日，日本方面將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等級再次提高。

　　與此同時，日本輿論更是一片混亂。當地媒體和民眾對擴建核電站的做法表示“強烈反對”，起因是東京電力公司擬在福島原址興建7、8號兩座反應堆。

　　國內的情況也并不樂觀。記者注意到，在多家知名網站論壇上，不少民眾對我國核電站的大規模建設頗多憂慮和惶恐。畢竟，中國在建核電站占全世界的比例高達40%。

　　事實上，對核電的具體認識，更多普通民眾感到的，可能仍然是神秘和不可知。

　　截然不同的態度

　　“在核電也工作幾年了，遭遇最大的困難是你無法說服你遇到的普通百姓，讓他相信核電是個安全環保的行業。”在中國核電論壇上，ID 為Frank的網友表達著自己的感受。

　　而當記者打開一些非專業論壇的帖子時發現，關于核電的態度卻是180度的不同。

　　“強烈反對在XX建設核電站！”類似這樣的聲音遠遠蓋過了那些支持者。

　　尤其是日本發生核泄漏事故后，雖然官方表示中國的核電站運行良好，但眾多網友并不贊同在自己家鄉上馬核電站，表達著極大的憂慮。

　　現身處核電漩渦中的日本，經歷與我們何曾相似。

　　日本是唯一遭受核武器危害的國家，日本民眾對核的敏感，遠超別國。正是這樣的陰影，使得日本的核電發展也曾是一波三折。

　　上世紀60年代，東京電力公司決定開發大型的商用核電站，選址東京附近。計劃甫一公布，就引來強烈反對，最終不得以改址在經濟落后的福島縣。

　　逐漸地，日本民眾對核電建設的反對聲越來越小。這源于他們對這項技術的了解和信任，當然更是獲得經濟實惠后的應有反應。

　　不過，經歷了這次災難，日本民眾或許將重新審視自己腳下的這片特殊土地——到處是地震帶，留給核電的空間真的不多。

　　而在中國，核電的公眾參與度并不強。

　　“不要說是普通百姓，就是我們剛簽核電的很多同學，一開始都有這方面的顧慮，我想這應該歸結于對于大眾來說，核電是比較神秘的行業吧。”Frank在帖子中稱。

　　其實，業內人士常常用“坐飛機”來比喻核電，用“坐汽車”來指代煤電：飛機的出事故的概率遠低于汽車。換句話說，每千瓦核電的事故發生率，比煤電要低得多。并且，只要電站一切正常，核電運行起來似乎更清潔——沒有可吸入顆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等的排放。

　　不過，從心理層面來講，人們坐飛機時遠比坐汽車更為緊張，對于核電亦然。畢竟煤炭、礦井看得見、摸得著，而對核電則知之甚少，公眾為數不多的概念還多來自于畫冊和電視上的核爆炸、蘑菇云。

　　換句話說，普通公眾和核電從業人員絕沒有平等溝通的內在條件。專業人士具有較高科學素養，并且天天和核電打交道；而普通公眾感受到的，更多是由神秘和不可知帶來的心理恐懼。

　　事實上，即使撇開普通民眾不談，不同的聲音也在其他層面發出，只是專家的聲音更為理性和客觀。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就不贊同國內相關人士的樂觀態度。他認為，僅從國內現有的技術和自然條件去論述中國核電比日本安全，沒有說服力。核安全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一旦發生核泄漏，絕不僅僅是死亡人數的問題，而是影響多少年的問題。

　　不僅如此，和國際上對核安全不斷改進一樣，國內對安全的認識也是要逐步演進的。

　　事故成為契機

　　“不管你說的通俗還是專業，到最后他仍搖著頭，還是要對你列舉一些他聽來的所謂事實：自從核電來了后，得怪病的多了啊，今年的大白菜都得病了啊，每年的氣候也越來越怪啊等等，都是些讓你哭笑不得的流言。”面對這樣的回應，Frank在帖子中顯得非常無奈。

　　Frank帖子發表的時間是在日本核泄漏事故之前。而在事故發生后，雖然很多地方發生了“搶鹽”事件，但隨著人們逐漸冷靜，很多論壇關于核電的討論便完成了“升級”。

　　“地震帶”、“核廢料處置”、“第三代核電”等專業性的話題逐漸成為熱點。

　　雖然大部分人仍持反對意見，但部分民眾們已經認可了在未發生事故的狀態下，核電本身更清潔和安全的觀點。

　　不僅如此，核電企業也在和民眾溝通上有了進一步的動作。

　　以中核集團為例，雖然屢有下屬單位核科普和核演習的新聞見諸報端，但在該集團2009年1月12日首次對外公布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并未重點提到核科普。

　　然而，在日本核泄漏事故發生后，中核集團和公眾的主動溝通意識明顯加強。這家集團新聞中心副主任李桃告訴《科學時報》記者，中核集團最近將啟動一系列大規模的核電科普活動。

　　此外，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高級工程師張憑認為，福島事故對日本是壞事，但從核電發展角度來看，可能卻是好事。

　　確實，這起事故可以使決策各方更理性地傾聽不同的意見，提高公眾的認知水平和參與意識。

　　李德平，中國科學院院士，核工業輻射防護事業的主要奠基人。他在評論國務院核電發展“新規”時表示，遇到重大問題，首先是停止發新的許可證。之后仔細地檢查現有的情況，再制定下一步的規劃。這是負責任的做法。

　　更有經驗的日本，同樣也多次利用事故發生節點，加強與公眾的溝通。

　　1999年9月30日，日本東海鎮燃料后處理公司發生核泄漏，造成兩人死亡。使得核能的公眾支持率從81.9%猛降到32.2%。

　　針對這起事故，日本政府并未放棄，而是不斷加強溝通力度。電力公司更是在民眾公關上做得細致入微，甚至網站上都有各個機組運行的實時展現。

　　多次參觀過日本核電站的國家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長劉森林曾向媒體記者講述了他的經歷。

　　在他眼中，日本核電站的接待人員訓練有素，針對專業人員有一套介紹詞，針對普通民眾又有另一套通俗易懂的介紹。為了展示核能的安全可靠，有時公司領導甚至還會帶著訪客親自品嘗電站附近海域的海鮮。

　　不易被接受的背后

　　日本的核泄漏事件讓中美兩國都開始瘋狂搶“碘”。

　　專家們理性的忠告，短期內并未被公眾所接受。

　　而處于風口浪尖的核電，也未能幸免。雖然專家們強調，在注重安全的前提下，不能夠因噎廢食；但公眾卻往往并不買賬。

　　在尚不明朗的風險面前，科學、理性的語言并不足以消除恐懼和壓力下民眾的心理訴求。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性使然，不過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各方的溝通理念和方式出了問題。

　　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教授楊艦就一語中的：對于核安全問題，公眾立場尤為重要。

　　他表示，在日本的核事故發生后，一開始仍然是東京電力出面應對，但事態的發展很快證明此法行不通。于是政府出面，把權力接管過來，也聘請了專家。

　　但此時了解情況的日本學者提出，讓長期為企業說話的人出面來代表公眾的利益，并不能得到信任。

　　無獨有偶。面對事故，我國發出的各種聲音似乎也并沒有放下身段，去從公眾的角度出發。

　　更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科學家更喜歡埋頭做自己的事情，而并不愿意嘗試和公眾對等的交流。

　　“由于種種原因，老百姓對涉核行業并不理解。這時候你去講一些事情講不清楚，反而可能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毀了一個行業。”一位行業內專家如此表示。

　　然而，如果平時普及不夠，一旦事故發生時再站出來進行科學分析，亡羊補牢的語言往往顯得蒼白，甚至會引起公眾的反感。

　　“雖然目前情況在不斷好轉，但是涉核的科學普及仍亟待加強。”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輻射環境研究所所長顧志杰告訴本報記者。

　　不僅如此，在公眾眼中，專家們的公信力也常常受到挑戰。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副教授田松則提出了“科學共同體在當今首先是利益共同體”的看法。

　　他舉例說：如果專家要打一個核電評估報告，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強調核電的必要性、安全和清潔；另一種則是論證核電的不安全性、不清潔及危險。那么，在國家大力發展核電的背景下，這兩個報告將會導致兩種不同的結果：或者個人的地位獲得大幅度提升，或者導致報告者被邊緣化。

　　專家如何取舍，不言自明。

　　而日本的情況則靈活得多。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森康晃就常常去地方座談，介紹日本利用核電的安全性和必要性，并且當場回答人們提出的各種質疑。

　　為了消除鹿兒島縣川內核電站附近居民的疑慮，他曾邀請當地人用核電站排出的溫水養殖鰻魚。森康晃希望用暢游的鰻魚來向人們表明，核電站是安全的。

　　天災人禍的日本核泄漏值得核電總結和反思，但他們和民眾的溝通經驗，卻是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的。

　　溝通機制如何建立

　　“如果有一天，當更多的環保人士和熱心公眾都來關注核電的時候，中國核電到底該怎么和公眾溝通？”Frank帖子中曾透露出的憂慮在今天變為了現實。

　　還是來看看日本。據楊艦介紹，在福島核事故發生后，一個叫做“日本科學者會議”的科學家組織很快就站出來，要求政府首先迅速、毫無保留地向專家們公開反映事故現狀的原始數據。

　　也就是說，實事求是的態度才是贏得公眾信任的前提，更是良好溝通的基礎。

　　這些要求，其實早在日本1955年通過的《原子能基本法》中，就作為三條原則被確立——民主的方法、獨立的管理與保持透明。

　　而在立法準備的27年后，中國自己的原子能法有望在2011年底制定出相對成熟的文本。

　　“雖然我們現在有了這么多的國務院規章、部門條例等法律法規，但中國缺少一個頂層的法律。目前我們有的只是子法，缺少原子能法這樣的一個母法。”中國核能行業協會研究開發部副主任、原子能立法研究課題組組長鄭玉輝坦言。

　　可以認為這是一個愿意與公眾積極溝通的信號。畢竟，沒有規矩，無法成方圓。

　　“從應急能力來看，我們水平并不次于別人。”顧志杰所評價的，正是代號為神盾-2009的首次國家級核應急聯合演習。這次由國家、江蘇省、中核集團三級聯動的大演習，于2009年11月10日在田灣核電站舉行，包括少量公眾在內的2000多人如期參加。

　　不過，這次演習公眾的參與度并不很高。它或許只能供專業人士從中得到經驗，但給普通民眾留下的，可能仍是神秘。

　　或許，除了政府作為之外，核電企業也絕不能僅僅從保證核電自身安全來考慮問題，與公眾的溝通和交流仍是他們所肩負的重要社會責任。

　　可喜的是，事情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3月31日，中廣核集團在微博上發布消息，稱公眾可以提前預約免費參觀大亞灣核電站。中廣核有關負責人表示，公眾可以在外圍遠觀核電站，但核電基地內核電站廠房都不能參觀。

　　此舉有助于公眾對核電的“去神秘化”。不過，該集團目前只接待團體游客，另外如果需要講解，每位游客不得不支付30元的講解費。

　　而在中核集團的網站上，企業社會責任更是被放在了醒目的欄區位置。在該目錄之下，還新增了每日“中核集團運行核電站周圍環境空氣吸收劑量率”。記者注意到，這份報告的開始日期是3月28日，日本核泄漏發生后的第17天。

　　然而，這樣的溝通僅代表著一個層面。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專家組研究員戴鳳秀更注重的是對國民防患意識的強化。

　　她認為對防核泄漏知識的普及非常必要。必須把防災教育擺到一定位置上，重視社會性整體素質教育。一旦遇到災害，才能做到人心不慌，社會不亂。而這次日本大地震，正是由于防震災教育到位，使得日本人的防范理念和心理準備較好，避免了社會混亂。

　　換句話就是，“常懷憂患事業興，粉飾太平患害生”。